首联写天气，统摄全局，极精采。两句诗应连起来读、连起来讲：飘浮的云朵在碧空里你来我往，忙于“议”，“议”什么？“议”究竟是“阴”好，还是“晴”好。“议”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说，接着便具体描写“山行”的经历和感受：“荷雨酒衣湿”，下起雨来了；“鹊声喧日出”，太阳又出来了。浮云议论不定，故阴晴也不定。宋人诗词中往往用拟人化手法写天气，姜夔《点绛唇》中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尤有名。但比较而言，王质以浮云“议阴晴”涵盖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联承“阴”。先说“荷雨”，后说“酒衣湿”，见得先听见雨打荷叶声而后才意识到下雨，才感觉到“衣湿”。这雨当然比“沽衣欲湿杏花雨”大一点，但大得也有限。同时，有荷花的季节衣服被雨酒湿，反而凉爽些。“蘋风”是从浮萍之间吹来的风，说它“吹袖清”，见得那风也并不狂。雨已湿衣，再加风吹，其主观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表明如果没有这风和雨，“山行”者就会感到炎热了。
“鹊声”一联承“晴”。喜鹊喜干厌湿，所以叫“干鹊”。雨过天晴，喜鹊“喧”叫，这表现了鹊的喜悦，也传达了人的喜悦。试想：荷雨湿衣,虽然暂时带来爽意，但如果继续下，没完没了，“山行”者就不会很愉快；所以诗人写鹊“喧”，也正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心声。“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喜鹊喧叫：‘太阳出来了！’多么传神！“鹊声喧日出“，引人向上看，由“鹊”及“日”；“鸥性狎波平”引人向下看，由“鸥”及“波”。鸥，生性爱水，但如果风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雨霁风和，“波平”如镜，鸥自然尽情玩乐。“狎”字也像“喧”字一样用得很精彩，“狎”有“亲热”的意思。也有“玩乐”的意思，这里都适用。
像首联一样，尾联也用拟人化手法，其区别在于前者正用，后者反用。有正才有反，从反面说，“山色不言语”，从正面说，自然是“山色能言语”。惟其能言语，所以下句用了个“唤”字。刚经过雨洗的“山色”忽受阳光照耀,明净秀丽，“不言语”已能“唤醒三日醒”；对于并未喝酒烂醉的人来说，自然更加神清气爽，赏心悦目。
以“山行”为题，结尾才点出“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见“行”字，但从浮云往来到荷雨湿衣、蘋风吹袖、鹊声喧日、鸥性狎波，都是“山行”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合起来，就是所谓“山行即事”。全诗写得兴会淋漓，景美情浓，艺术构思也相当精巧。
古时“答”是一种敬称。王昌龄是武陵田太守的门客（即田的参谋），因此辞别（或者说辞职）的时候就专门写一首“答诗”来做交待。对于这首作品读者完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前一句是告辞，说明自己的去向；后一句就是表达对太守的谢意和尊敬，或者说是感激和忠实。
从文采修辞上讲，诗中用典故表露自己的心意。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魏国出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信陵君，他既是有才能的霸主，又是广纳贤才的爱才之君，因此门客们都很愿意为信陵君效力。诗中的大梁客是诗人用来比喻自己的，后面的“信陵恩”比得是田太守对他的恩德。有些评诗的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也。五绝，仙鬼胜于儿童子女，儿童子女胜于文人学士，梦境所作胜于醒时。”意思是用贤德先人的典故来做五言绝句的素材最能发挥五言诗的长处，这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五言绝句。《答武陵太守》中就用典故表明诗人自己的心意，仔细想想确实将忠心委婉妥当得表示了出来，不流于轻浮，读起来也不会使人觉得仅仅是泛泛而言，没有诚意。对于表示感情，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在此诗中，诗人一腔侠义之情再现得淋漓尽致，透过没有任何“形似之言”的四个短句，读者可以看到颇有英雄豪气的诗人形象。诗人借用信陵君的典故，直抒胸臆，有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的首联表达了青年志士既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更要有宽广的心胸。颔联以龙虎借喻,激励友人不要收藏才华等同痴虎，而要召唤风雷行云施雨，同时也在表达自已渴求用世的心愿。颈联表达了诗人不甘贫贱、积极向上、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气概。尾联表达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人为官的原则和气节。全诗以非凡的志操昂扬的气宇、奇伟的物象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一二两句，挺劲洒落，振响入云。诗人表示，一个青年志士，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像龙剑那样腾光于高寒的暮空之中；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把日月的光辉，深锁在自己的怀抱。
接着三、四两句用积极的比喻勉励友人，也借以表达他渴求用世的心愿。“莫藏牙爪同痴虎，好召风雷起卧龙”，他认为既是一只猛志常存的老虎，就应当展现虎威，而不要像痴虎那样自藏牙爪；既是有志乘时而起的卧龙，就应当早日召唤风雷，以求行云施雨使天下人受到润泽。虎失去牙爪，即无异于驯服的牛羊；龙离开风雷，即无以奋其神力。这几句都是借用比喻以言志述怀，诗人力求振奋的形象，跃然纸上。
五、六两句，诗人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的话语和友人互相勉励，表示人贵有志，有了大志，方可以成大功立大业。王侯将相并不是世代相传的，力耕的佣工也有取得富贵的时候，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历史上有许多英杰都是乘时而起，“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宁戚曾经是喂牛的农夫，韩信受过胯下之辱，诸葛亮、王猛等人都似布衣出任当世之务，风云际会，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不失其时。诗人用陈胜、吴广起义时的言行自励，至少可以看出他对陈胜、吴广并不抱有歧视的态度，甚至是赞同这些在野的英杰发愤一时，以成就不朽的功勋。然而诗人对于出处的问题，是看得非常郑重的。
诗的末尾两句说，诗人一直以实现大道自期，所谓大道，就是原本六经“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的道理。出则可以济世泽民，不出也要以“宏材敏识、伟节高行，特立于一时”。因此在困穷之中不谋苟且进身，而遇有时机，则应力求为世所用。“须将大道为奇遇”，正是积极要求用世的心志的表现。“廊庙”，是指朝廷。遭逢奇遇，见用于朝廷，都必须得之以义。不义而取得富贵、而致身王侯将相，都是不足取的。作者鄙视那些“沉没于利欲之中”的学士大夫，他们有些人学为章句，以猎取功名；有些人钻营阿附，以图谋利禄。对于他们的龌龊行径，作者是非常痛愤的。作者始终有志于大道，虽经常处于寒饿之中，但“不干仕”“不应举”“不肯受人施惠”，这些正是“莫踏人间龌龊踪”的积极表现，作者的志节，是断非龌龊小生可与相比的。
全诗意气高昂，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