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词人与恋人分开后的现状。“槐阴添绿”揭示了时间，“添”为新添，即槐树新添绿色，所以此时应为春季。与后文“正春睡难足”所揭示的时令相符。“雨馀花落”描绘了一幅冷凄之景：被雨淋落的花瓣洒落一地，雨后天地气氛冷冷清清。此句为下文奠定了凄凉的基调，“酒病相续”，词人因消愁而饮酒，因饮酒而生病，所以“相续”。与恋人分别后词人生活是如此地痛苦不堪，终日只能借酒消愁，又因饮酒过度而生病，生活几乎都在醉与病之间徘徊。闲时出外散心，寻见一对杏树，这对杏树仿佛象征着一对相爱的恋人，词人因此驻足凝望。他看到的是：“池塘暖、鸳续浴。”温暖的池塘里，一对鸳续在里面畅游，鸳续成双成对、恩恩爱爱的场景，一方面令词人羡慕，一方面又勾起他的烦心往事。此情此景使其不忍再看下去，只得怀着愁苦心情离去，回内室小睡。但因心事终难排解，所以“正春睡难足”，辗转难以入眠。虽有好梦，梦到与恋人相会，但醒来一切随梦而去，无一物真实可感可触，梦中一切都成虚空，使人不禁感叹万千，帘帐围掩着绣有花饰的卧榻，空荡荡的卧榻上只留下词人的凝目沉思。
下片写词人在“金华坐”内的沉思，他回想过去，感叹现在。“当时共赏移红烛”，以前二人在一起时一边“移红烛”一边“共赏”。“共赏”在此处省去了宾语，所以“共赏”的对象可以更多更丰富，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向花间、小饮杯盘促”，此为二人恩爱的又一场景，面向花丛，一杯接一杯地饮酒，一杯接一杯的豪饮表现了词人愉悦的心情。“蔷薇花下曾记”是“曾记蔷薇花下”的倒装。记得往日在蔷薇花丛中，恋人以绣有凤凰的衣带要词人题写诗词。“别后厌厌”，分别后，恋人亦终日精神不振，与后文“应是香肌，瘦减罗幅”相呼应。本来是丰盈的肌体，却因相思而日渐消瘦，只瘦得罗裙要裁减了才能合身。最后一句“问燕子、不肯传情，甚入华堂宿”，看似埋怨燕子，实则是词人心中烦恼的一种发泄。燕子并不懂人情，“不肯传情”也是常情，只是因为词人相思的苦恼无处发泄，便将一股怨气转嫁到燕子身上而已，颇有指桑骂槐的意味。
全词委婉含蓄，“雨馀花落，酒病相续”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的感情氛围有相似之处。虽依旧是儿女柔情，却又与柳永的依依惜别不同，而是追忆旧时旧伴的欢愉时光，蔷薇花下，燕子堂前，如今终究难寻，只余下无限惆怅，与唐玄宗如出一辙。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