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道教的神话常常会激超诗人的丰富想象,仿佛道士们过的也是神仙生活,也能摆脱人世间的种种限制,享受神仙的超脱和自由,以满足他们向往自由的心理和愿望。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
“元丹丘,爱神仙。”正因为元丹丘喜好神仙之术,所以他才长期在嵩山修炼。下三句就是他常年在嵩山中求仙学道的夸张描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诗中把元丹丘长期在嵩山的活动浪漫化,夸张地说成是一天之内的活动,仿佛他已成仙得道,有了神仙飞腾之术。早上,他还在清清的颍川边饮水,晚上就出现在紫烟缭绕的嵩山峰顶,在嵩山三十六峰的绝顶灿列处都有元丹丘的踪迹。嵩山在今河南登封,是五岳之一的中岳。唐时这里是道教最盛的地方。著名的道教胜地嵩阳观和中岳庙就在这里。嵩山有太室、少室二山,二山各有三十六峰,共计七十二峰。大概在唐时嵩山有名字的只有三十六峰,后来愈来愈多,但三十六峰也只是一个约数,言其多而已。
下面诗中着重写元丹丘的神通:“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以上诗句意即脚踏星虹,身骑飞龙,速度之快,星驰电闪,只觉得两耳生风。可以横跨江河,飞越大海,在天空自由邀游,一直通向神话中的天国。这与屈原《离骚》中的乘飞龙遨游天国是同一寓意,即借飞升以向往自由,借游仙以寄托理想。
诗的最后一句说。“我知尔游心无穷。”《文苑英华》“游心”作“心游”,意思就更为明显。原来“蹑星虹”、“乘飞龙”,“横河跨海”的无穷之游,都只是“心游”而已。这一切都是诗人想象中的产物。并非真实。原来只是精神上的一番自由和逍遥之游。这与庄子“游心”(《庄子·则阳》:“知游心于无穷。”)的精神遨游是完全一致的。
此诗赞扬元丹丘爱神仙。“爱神仙”是全诗之眼。诗中故意把元丹丘写成一个能骑龙升天、横河跨海的神仙,表达了诗人对老友的美好祝愿,也是对老友的戏谑。李白真心希望元丹丘像神仙一样的自由快活,当然这也是李白自己的愿望。诗是歌谣体,用三、三、七的句式,使诗句更加活泼,富有变化。诗的前半首和后半首结构重叠,有一种长短相间,循环复沓的音乐美。后半首的首句与前半首的来句还用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前后段自然衔接,天衣无缝。此诗有语言明白如话,自然天成的民歌风味,读起来朗朗上口。由此可见,李白在学民歌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此诗就是他学习民歌的优秀结晶。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访友之时的情景,既写美景,又显出诗人的雅兴,不落俗套,读起来既感亲切自然,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此诗构思精巧,不落俗套,兴味隽永,耐人玩索。
诗人举目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艳夺目的柿林。柿叶经霜一打,都已变红,给秋日的园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那是十分迷人的。接着,抬头仰望,湛蓝湛蓝的天空,像水洗过一般明净,把巍峨的红楼衬托得更加清晰壮丽。“倚”字很传神。秋高气爽,那本来就杳缈幽深的天宇越发显得空阔高远,而它竟与红楼相依相偎,这就巧妙地烘托出红楼高耸入云的雄姿了。诗人以瑰丽的色调、清新的语言,绘出绚烂秋色,创造出碧天、红楼“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的寥廓境界,令人心旷神怡。
朱楼、红叶固然美丽,但隔窗隐约可见的那片幽深的竹林,苍翠多姿,尤为可爱。“爱竹”之“爱”,透露出诗人的倾羡之情,表现出诗人高雅的情趣。“无人问”三字既缴足题面,又开启下文:既然有好竹无人观赏,就进院去尽情游览一番吧。于是,他差遣随从到邻居家寻找开门的工具去了。访友不遇,并不返回,反而反宾为主,设法开门;乍一看,似乎不近情理,仔细咀嚼,却又觉合情合理,极富韵味。可以想见,李益对院内景色十分熟悉,对那丛翠竹特别喜爱,他和广宣的思想性格十分投合,对广宣的举止行动非常了然,连户钩放在何处也清清楚楚,他又可以不避嫌疑地擅自开门入室,可见他们相知之深,过从之密。这样丰富的内涵,这种超乎寻常的友情,不是通过“喜遇”之类的正面描述来表现,而是通过“不遇”时的一个举动“使人思而得之”,确是自成机杼,不落俗套,令人读来既感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情趣,又觉委曲含蓄,兴味隽永。而且,诗人这一“爱”一“觅”,又使人想见其为人的洒脱、随和、豪放。至此,读者亦可领悟到前面的壮美秋色,正和诗人的磊落胸襟相映照。全诗气脉流贯,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
诗前小序,交代诗人为庾肩吾补作《宫体谣引》的缘由,说明诗篇抒写庾肩吾“潜难会稽”后的悲伤感受。
诗的开头两句描写宫廷荒凉的情景,壁上的椒粉已经发黄,成为野粉,宫殿里飞满湿萤,已经荒废,一派凄凉景象,正是“国势沦败”的艺术写照。三四句梦忆东宫生活,我本是台城里和皇子唱和诗歌的人,现在秋夜里还常梦见太子的车辇。诗的后半首,叙述肩吾愁苦衰老的近况,表达出甘守屯贱的意愿。“吴霜”,应会稽地望,“塘蒲”,点身已衰老,回想起离开宫门时,依恋不舍,怀念君德,甘愿遭受危难贫贱,“心如砥柱”,绝不变心。全诗不言悲而悲意充溢字里行间。
诗人探寻梁代庾肩吾的前事,应是叹恨那些曾任东宫官而后遭贬斥的人。诗人生活的时代,曾震惊朝野而备受大家关注的事件,便是永贞革新,革新运动参与者之中,确有人曾任太子李诵的东宫官。诗人叹恨他们事业受挫败,命运困厄,不胜感伤,便运用“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的诗句,抒发悲叹他们不幸遭际的情思。诗人不能无言,又不敢明言,便寓今托古,比物征事,从而形成长吉诗诡异独特的风貌。
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叙,以此诗与《金铜仙人辞汉歌》为例,赞叹道:“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这篇叙是诠解《还自会稽歌》的指导思想。李贺能从二百多年前的庚肩吾“潜难会稽”这件在别人看来极平凡的小事中,塑造了一个流落失意、但又不失刚劲之气的“羁臣”形象,并借以抒发了自己对世事多变的感伤和困顿潦倒中的悲愤之情,构思新颖,立意奇特。杜牧把李贺的这类诗作誉之为“古今未尝经道者”,评价是很高的。杜牧在叙中还说:“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但结合庾肩吾的遭遇和李贺的身世,还是能看出些端倪的。
这首诗写得含蓄深沉。庾肩吾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但不能说这首摹想庾氏情事的作品就是继承了宫体诗的传统,也不能据此诗而说李贺对宫体诗作者的怀念和向往。李贺不过是借和晚年的庾肩吾“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处境,来抒发自己的忧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