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这首《春寒》诗可以按“起、承、转、合”的结构规律来把握。

　　首联“起”，点明季节特征，说明春日阴云笼罩，虽然云层不厚，但整天浓阴密布，云天雾海，一片迷茫。“云容薄”三字很好地点明了早春云雾的特点。

　　颔联“承”，以极其对仗的句式，写出了春寒料峭的气候环境下的景物特征：蝴蝶因气候寒冷而紧缩了翅膀，不能飞舞；花朵因空气湿冷而迟迟不开。其中“不开心”三字一语双关，写景写人，移情手法，别有意味，叫人想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来。

　　颈联“转”，由静景而至于动景。春风凛冽，吹动着挂在树枝上的酒旗；春雨阵阵，靠近山的地方，春风突然夹裹着春雨而来，叫人感到一阵寒冷。“亚”通“压”，低低地垂挂着。“片”，不能理解为大雨，它准确地描绘出春雨的特点。

　　尾联“合”，点明诗人对景物产生如此感受的原因，借此抒发了感情。“未尝辜”是说诗人不曾做对不住景物的事，是诗人情感和人格的表露。“病”字一语双关，既写了身体状况，也写出诗人此时的心情。

　　诗题“寒”字奠定了全文凄冷的基调。首联点明春阴的季节特征，薄云密布，是诗人心境的流露。中间两联，通过具体物象，来表现春寒，三四句写因寒气袭来，蝴蝶收敛双翅，花蕾无力舒展，这是选取春天最有代表性的蝶和花写天气之寒。五六句写压挂在树枝上的酒旗翻动，足见风很猛；依傍山丘的阴云挟带着阵雨压来，表明雨势之急。这四句从不同视角形容春寒，这一派峭寒，使天宇充塞着凄冷寥落的气氛，这就把春寒真切地刻画出来。联系诗人的人生经历和范仲淹革新失败的历史背景，不难理解诗人此时因改革处于低潮而感情凄苦、心情悲凉的深意。

　　这首诗描写郑氏东亭周围美好的秋色，虽是秋图，却一片生机。前六句写亭前美景，后二句写游罢晚归。全诗移情于景，借景抒怀，自有诗家所特有的含蓄而蕴藉。

　　诗的首联、颔联，借华亭翠微，借秋日清晖，借崩石山树，借清涟“水衣”等，一抒心中块垒。只是对这信息量颇大的众多景物，杜甫并未以“列锦式”静态呈现，而是用“入”“乱”“欹”“曳”四个动词嵌入其中。妙用动词，以一系列贴切精妙的动词，化静为动，点染激活，颇能体现杜甫炼字的功力。

　　颈联“紫鳞冲岸欹，苍隼护巢归”，“冲岸”已经写出写出鱼的跳突排涌，还意犹未尽，再以“欹”写其活泼跳脱；“护巢”写出鸟的疾飞急赴，再继之以“归”点出其归心似箭。写鱼写鸟，均用两动词勾勒点染，表现出杜甫笔力不同寻常——“下笔如有神”。而尾联写诗人于黄昏策马奔驰：“残云傍马飞”，一“傍”一“飞”，则写意般描绘出马逐云飞的高超意境。把一路驰骋中观山看水、逸兴遄飞的快意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著数动词，曲尽其妙——“此诗家练字法也。”《重题郑氏东亭》作为杜甫的又一首“快诗”，除了诗中所蕴涵的深沉思致，于写景会意中，善用动词而境界全出。这足以证明彼时杜甫，诗才已脱颖而出。

　　历代咏西施的诗，或将她视为以色媚主，使吴王招致亡国杀身之祸的“尤物”，或将她视为灭吴的第一功臣。这首诗却别出新意，揭露了统治者擅权负义的丑恶行径，称颂了西施的远见卓识。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范蠡用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吴王放越王回国，并使吴王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得以灭吴，重建霸业。

　　首句“计已行”三字，肯定了这一策略已获成功。毫无疑问，西施在实现“霸越亡吴”的谋略方面功不可没，越国对她本该论功行赏。

　　第二句诗也肯定了西施的功绩，同时又故意设问启人深思：她究竟该得到何种奖赏呢？这一问，使诗显出了曲折，也在读者脑海中掀起了波澜。

　　第三、四两句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点了题。“西施为越苎萝村西鬻薪之女”，传说勾践携西施归越后，越王夫人暗中派人将她沉尸江底，一说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诗人更相信后说。为什么呢？“西施亦有弓藏惧”一句，可谓独具慧眼，一语破的。“亦有”与下句的“不独”互文对照，更说明在诗人看来，西施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子，当她牺牲自身拯救了沦亡的祖国后，必然会像范蠡一样具有先见之明，洞察越王的奸恶，也必然会怀着与范蠡 一样的“弓藏惧”作出变名易姓、浪迹江湖的抉择，以免功高震主，成为统治者权力私欲的受害者。这首诗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女人误国的“祸水”观，史识深刻，感慨深婉，行文曲折，体现出“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赵翼）的艺术特色。

　　第一首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的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诗的后两句是说，普天之下，没有荒废不种的土地，劳苦农民，仍然要饿死。

　　第三句推而广之，描述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系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丰收的景象。“引满”是为了更有力的“发”。前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巨大的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就使下文的反结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沉痛。丰收了又怎样呢？“农夫犹饿死”，它不仅使前后内容连贯起来了，也把问题突出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呢，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人间悲剧？答案是很清楚的。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去寻找。这就把矛头直指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

　　第二首诗，第一句“锄禾海当午”，概括的写出农民从事的活动、时间和天气情况。海当午，是指到了中午，太阳当头照着，是一天最热的时候，诗人没有一般地写农民锄禾如何劳累，而是集中写他与第一句“海当午”紧相呼应。这两句的意思是：夏天的中午，农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田里给禾苗锄草松土。由于天气炎热，劳动紧张，农民累得满头大汗，汗水一滴滴落到禾苗下的泥土里。

　　第三、四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诗人在抒发感慨。盘，盘子，这里指碗。餐，指饭食。皆，都。意思说：有谁知道碗里的饭，一粒一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呀！言外之意，世上的人们，难道不应该珍惜每一粒粮食、尊重农民的劳动吗？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浅显易懂，但却十分感人，主要原因是借助形象的描述、形象的议论，来揭示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描述，细致写烈海下农民田中锄禾;议论，紧紧围绕人人必需的“盘中餐”。而且，诗的前后联系很紧，顺理成章。没有前面两句的描述，后面两句议论就显得空泛，没有根基，没有力量。反之，没有后面的议论，前面的描述也就还停留在表面，意义也就没有这样深刻了。

　　这两首小诗在百花竞丽的唐代诗苑，同那些名篇相比算不上精品，但它却流传极广，妇孺皆知，不断地被人们所吟诵、品味，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这两首诗所抒写的内容是人们经常接触到的最熟悉的事情。但是，最熟悉不一定真知道，生活中就有许多熟视无睹的情况，如果一旦有人加以点拨，或道明实质，或指出所包含的某种道理，就会觉得很醒目，很清楚，从而加深了认识。这两首小诗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有这一方面的道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个春种秋收的景象大概是人人习见，众人皆知的，然而往往难于像诗人那样去联系社会、阶级而思考一些问题。诗人却想到了，他从“四海无闲田”的大丰收景象里看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这一点拨就异常惊人醒目，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盘中餐”，这原是人们天天接触，顿顿必食的，然而并没有谁想到把这粒粒粮食和农民在烈海之下的汗水联系在一起。诗人敏锐地观察到了，并凝聚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这就给人们以启迪，引人去思索其中的道理，从而使那些不知珍惜粮食的人受到深刻的教育。

　　其次，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像第一首的前三句，从总体意义来说都是采用了鲜明的形象概括了农民在广大田野里春种秋收等繁重劳动的辛苦。这些辛苦并换来了大量的粮食，该说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最后一句却凌空一转，来了个“农夫犹饿死”的事实。这样，前后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引发读者从对比中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如此就比作者直接把观点告诉读者要深刻有力得多。再如第二首，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海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作了一番形象的渲染，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且真实。所以诗人最后用反问语气道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就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

　　最后，诗的语言通俗、质朴，音节和谐明快，朗朗上口，容易背诵，也是这两首小诗长期在人民中流传的原因。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