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孩子身上印下深深的烙印,所以说,作为父母千万要做一个合格“产品”.但是也有教孩子走歪道的父母,文中陈万年就是其中一个。“子不教，父之过。”父亲如果不给生养子女良好的教育，这就是做父亲的过错。陈万年喜好结交权势，对他们卑躬屈膝，文中内容对他极具讽刺之意。
2.不要光阿谀奉承与听信谗言。
3.父母不要为儿女做坏的榜样。
4.世上竟然有父亲教儿子拍马屁学奉承的，陈万年就是这种反面的角色。
5.儿子揭露了陈万年内心的虚伪。
这是首惜别诗。诗写乍见又别之情，不胜黯然。诗一开端由上次别离说起，接着写此次相会，然后写叙谈，最后写惜别，波澜曲折，富有情致。“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乃久别重逢之绝唱，与李益的“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次别后，已历数年，山川阻隔，相会不易，其间的相思，自在言外。正因为相会不易，相思心切，所以才生发出此次相见时的“疑梦”和惜别的感伤心情来，首联和颔联，恰成因果关系。
“乍见”二句是传诵的名句，人到情极处，往往以假为真，以真作假。久别相逢，乍见以后，反疑为梦境，正说明了上次别后的相思心切和此次相会不易。假如别后没有牵情，相逢以后便会平平淡淡，不会有“翻疑梦”的情景出现了。“翻疑梦”，不仅情真意切，而且把诗人欣喜、惊奇的神态表现得维妙维肖，十分传神。即使说久别初见时悲喜交集的心情神态，尽见于三字之中，也是不为过的。
颈联和尾联接写深夜在馆中叙谈的情景。相逢已难，又要离别，其间千言万语，不是片时所能说完的，所以诗人避实就虚，只以景象渲染映衬，以景寓情了。寒夜里，一束暗淡的灯火映照着蒙蒙的夜雨，竹林深处，似飘浮着片片烟云。
孤灯、寒雨、浮烟、湿竹，景象是多么凄凉。诗人写此景正是借以渲染伤别的气氛。其中的孤、寒、湿、暗、浮诸字，都是得力的字眼，不仅渲染映衬出诗人悲凉暗淡的心情，也象征着人事的浮游不定。二句既是描写实景，又是虚写人的心情。
结处表面上是劝饮离怀，实际上却是总写伤别。用一“更”字，就点明了即将再次离别的伤痛。“离杯惜共传”，在惨淡的灯光下，两位友人举杯劝饮，表现出彼此珍惜情谊和恋恋不舍的离情。惜，珍惜。诗人用在此处，自有不尽的情意。综观全诗，中四句语极工整，写悲喜感伤，笼罩寒夜，几乎不可收拾。但于末二句，却能轻轻收结，略略冲淡。这说明诗人能运笔自如，具有重抹轻挽的笔力。
这阕小词，可以说是一幅情景交融的暮春归舟图，只是其中漾着的意绪，却分外勾人。
词的主体，是船上的人。但船上却只以“一篙”隐过，而通阕词则皆莫不是舟中之“人”眼中之所见，以及身心之所感。
春天已快过去了；楝花风吹得这急。“楝花风”，标明时间已是春末了。因为从“小寒”算起，至第二年的“谷雨”，其中凡八个节气，一百二十日，每五日为一候，每候应以一种届时要开之花，故称为二十四番花信风。其间梅花最先，楝花最后。楝花过后，便已入夏了。此时，他坐在小船上，是在回家去的路上；但人却似乎并不愿意；是以还不时要回过头去看看。但霏霏细雨，夹着漫天杨花，使南北东西，蒙蒙一片。这分明是一个不宜上路的天气，恰如他此时凄迷的心境。如此一来，这“回首”二字就有了着落，也难怪他于“归”不是喜而要着以“催”字了。这催人之风雨，显得极其无情。
分明是“归”，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不愿和留恋，诗人没有写，甚至连这心情也只于那“回首”的眼光和“凄迷”的意绪中流露。
这下阕在词的章法上放在最后，在内容上却是词的主体，是最先的存在。然而却在词面上颠倒了次序：将首先出场的却故意隐去，而将之置于下阕补出。
这也难怪，因为主体先自存在，若无感受，自然也就不显主体了。是以词一开头，便是那一个入眼的小小的渔矶上浣衣的女子。“袜罗溅春泥”，固然是系心者未免看得仔细，却也透出了无意中的关爱和怜惜。不知是他想到了他家的她，还是以想到了为之“回首”之处的她。
他还来不及分辨，他乘坐的小舟已冲到了石桥前。所以说是“石桥”的，这是因为板桥是用不着“画”的，能在桥上作浮雕之花纹的，自然是石板架起的拱桥了。昨夜下了一场大雨，溪水涨了，所以石桥也显得“低”了，水急桥低，他得赶紧趴下，于是便打断了他对于那浣衣女子的判断。这一下，人是过桥了，却为读者留下了这一幅谜似的勾人挂念的画。柳絮夹着细雨的迷蒙的溪水上，那溪边的矶头，有浣衣的女子；溪水上正有一只小船，从石桥穿了过去。在这凄迷的空间，也许只有捣衣间断的杵声和着流水的涓涓声，似闹而实静。倒是于这无声的迷蒙之巨大的空间，它所给予人的是一种推不开的怅惘。更妙在它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只用以构成这一幅淡淡的水粉画，让读者好一个思念。
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这首是不同于一般的吊古伤今的登临之作，而是针对“女人祸水”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为西施翻案。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奸臣伯嚭使吴国灭亡，恶名却推在西施身上。
上联平平道来，旨在澄清历史事实。据《史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在其中）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越王勾践因此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后来终于灭掉吴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以诗一开头就道破问题的实质。这个“陷”字用得十分精当，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想当年浣纱春水滚滚，声声好似为美女不平。
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的结合起来。诗人在为西施辩诬的同时，很自然地把笔锋转到了西施滩，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西施滩春日的情景。春天到了，江河水涨，西施当年浣纱的滩头那哗哗的江水急促的奔流，好像在为她所蒙上的一层历史的污垢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诉说着世事的不平。但是春水毕竟不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只是诗人的想象，所以第四句很快补上：“似有不平声”。这“似有”二字，选用得非常得体，真切自然，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叹。这一联完全是在抒情中进行议论，在议论中渗透感情。这首诗立意新颖，议论形象而富有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自然的糅合在一起，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