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农村生活的词。上片写农女买酒，下片写醉汉的醉态，真切地反映了朴素的农村生活和民风民习。词中妙用双关语，把鸟语和写实结合起来，又表现了词人用传神之笔刻画人物的功夫。文字清新活泼，诙谐幽默。
上片写村女听鸟鸣。不知哪里跑来的年轻女子三三两两聚集树下，悄没声地倾听枝上巧舌如簧的鸟儿啼叫。你听那提壶鸟声声叫“提壶！提壶！”似乎在提醒一个受令出来打酒的女子：还不快买酒回家！更有趣的是那高叫着“婆饼焦！婆饼焦！”的饶舌鸟，似乎是在戏谑另一个贪玩忘归的小媳妇：婆婆已把烙饼烧焦了，还不快去帮忙！词人写到这里打住，下面的情景由读者去想象和补充。也许听完鸟叫后几个女子围着那女子打趣，于是一片追逐笑闹之声，也许女子们将禽语当作玩笑，嘻嘻哈哈继续逗它学舌，也许鸟叫声真的提醒了贪玩忘归者，于是大家互相伸伸舌头，一哄而散……短短四句，的确蕴含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的内容。
下片写词人对农村风光迷而忘返。这种沉迷是用酒醉来体现的。词人边欣赏包括上片所写的动人风光，边将随身携带的酒呷上几口。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词人也不知不觉大醉了。风一吹，他清醒过来，想到应该回家了。可醉眼陶然，辨不清来时的道路了。于是只好向行人去打听。词的末二句，是善良而热情的乡间行人指路的话。指路指得那样耐心，那样认真，真是神态活现。词到这里戛然而止。词人知路后的情景，依然留给读者去想象补充。
全词语言通俗平易，明白如话，而又含蓄幽默。巧用禽言诗体、拟人手法，又极力渲染主客颠倒情景，写来鲜龙活跳，富有谐趣。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该诗描绘了一个幽僻美丽而又充满春意与生机的独特境界。前两句写庵中之景。老松环绕着茅庵，松荫之下的短墙上有一扇柴门。这扇门是经常闭着的，锁着一院绿苔。庵中没有人来，却有五色斑斓的蝴蝶成双结队地飞舞着。清幽僻寂，无人骚扰，僧人幽居的环境和安谧的生活气息，活现纸上。
后两句从蜜蜂腿上的花粉推测前山的花已盛开。蜜蜂两股上拖着重重的花粉团飞来了，想来是前山的花已经开放了。花开之处只在前山，并不算远，庵中主人却不知道，还要从推断中得知前山花开遍野的盛景。可见主人是好静不好动的。庵中不只他人少来，主人行迹也是很少的。难怪青苔满庭了。这就也回应了首句。
该诗首句幽僻静寂，二三句充满自然生机，到第四句又是繁花似锦的世界。诗人在尺幅之间，步步扩展升华，静与动相交织，清幽的环境与烂漫的山花相映衬，静寂的生活与蓬勃的自然生机相搭配，向人们展示了耐人寻味的美学境界。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