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全文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饮酒赋诗的情景。作者感叹天地广大,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也显示了作者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文章写得潇洒自然,音调铿锵,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
本文开笔气势夺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作者感叹天地广大,无穷无尽,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文章开头从对天地、光阴的思考起笔,发出对天地、万物、人生的感喟,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驰骋与浩瀚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表达出他潇洒出尘,超凡脱俗的风度。李白是在用自己对自然、生命的感悟激发读者的认同,并要大家享受自然、享受生命,及时行乐。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前面,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这两句确实佳妙:第一,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骰,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彀,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花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会桃花之芳园”,不是为了饯别,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花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撞书画,作者便说“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赏”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花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花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
《春夜宴桃花园序》全文百余字,紧扣题目,字字珠玑,句句溢彩。文章虽短,然跌宕有致,风格清俊潇洒,语言流畅自然。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情怀。序文极具强烈的抒情性,文中不管是记时、记地、记人、记事,都充满着进取精神和生活激情,诗人把这种精神和激情,融合到手足亲情中来,抒发显得真挚而亲切,充实而欢畅,神采飞扬而又充满生活气息。
题为《咏史》,实则伤时,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庸俗苟安之状。他们或依附权门,窃踞要职,或明哲保身,埋头著书。结句才接触史事,以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知识分子的用心。借古讽今,含意深邃,深刻而又辛辣地把对“名流”的揭露提高到对清王朝统治的批判上,鞭挞了当时整个现实社会的腐朽没落。
首联写在繁华的东南地区,那些依附权贵、沽名钓誉的所谓“名流”,都是从个人利害出发互相勾结和倾轧,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恩怨,把这个地区搞得乌烟瘴气。作者客居昆山,俯仰东南士风,感慨颇多,所以在诗中着重讽刺了江南一带“社会名流”争名逐利的卑劣品行以及官场为小人所把持的现状。
颔联中说“名流”中之官场,既有手柄大权、铜气熏天之“牢盆狎客”,亦多团扇麈尾、高谈阔论而百无一能之贵介子弟,那些在盐商家帮闲的清客和那些轻薄文人——即所谓的“名流”,在当时的社会操纵全局、窃据高位。诗句中虽未具体揭示“名流”们祸国殃民的罪恶,也没直接描写老百姓遭受欺压的苦难;但整个社会被这样一批狐群狗党所统治,不难想见这表面上繁华绮丽的金粉世界是怎样的乌烟瘴气,二者共同酿就的恶浊之风深为作者所厌憎。一“操”字、一“踞”字本无褒贬,此处却写得极富动感、极冷峻,鞭挞之意鲜明自见。
颈联反映了士人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的处境和苟安态度。诗句中既表现了诗人对清政府利用文字狱镇压士人的愤恨,也对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醉心于个人名利的士人表示了不满和慨叹,对现实的另一端、与官场相对照的“士林”心态予以揭皮见骨的描摹,痛下针砭。表示了作者对高压下的知识群体的柔媚、怯懦充满愤懑与同情,从而引出结尾两句。
尾联作者锋芒所向是玩弄士人于股掌之间的最高统治层。从刘邦假惺惺的不可能兑现的封侯许诺,到李世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洋洋得意,再到朱元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自外其教”,应“诛其身而没其家”的酷法,再到清初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字狱案,谙熟史事的龚自珍深悉底里,于是借田横的故事告诫世人不要轻信清政府的怀柔政策。借这一历史故事,揭露了清政府对士人采取的思想压制和笼络政策的欺骗性。他们才是造就这些“黑幕”的总后台。作者真正可贵的思考蕴藏在最后这一问中。
这首诗的特点在于一是表现为吟咏历史与讽喻现实的统一;二是表现为政治思想与艺术概括的统一;三是全诗层次清晰,笔锋犀利,用典贴切,叙议结合,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造语凝重端方,属对严谨工整,音调铿锵悦耳,读来有骨力铮铮之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
“小娉婷”六句,为词人未得水仙前的梦中之景。此处是说:昨天晚上我在梦中行走在一处明亮的月光照射下的庭院里,只见那里放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水仙花。在这洁白的水仙花之中还有着一晕淡黄色的花蕊,青翠鲜嫩的绿叶横枝斜倚地衬托在玉白色水仙花的四周围,在月光映照之下水仙花更象似一个飘飘欲去的仙子。这里“清铅”句绘花瓣,“蜂黄句”状花蕊,“翠翘”句喻绿叶。用白、黄、绿三种高洁、典雅的色泽,来描绘水仙,这既是实写,也是以妙句状物。“睡浓”两句,梦中醒。此处是说:我在酣睡中,觉得有凌冽的劲风在抽打着那高雅的水仙花,冻醒以后才知道自己才是被寒风刺骨之后因冷激而惊醒过来的。所以醒转来还被噩梦吓得心中嘣嘣直跳。“送晓色”两句,醒后见花。此言词人清晨起床之后,却意外地发现希道已经差人送过来这一盆碧玉般葱翠透剔的水仙花。词人说:我这才知道,昨夜的梦做得真准啊!
“湘娥”三句,道水仙花的来历。此是以拟人手法言眼前的水仙原来是湘水女神的化身。“湘娥”,即湘水女神娥皇女英姐妹俩。她们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亲人——舜帝,所以往来于烟波浩渺的水边砂岸四处寻找,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亲人,因此才遗恨至今。为了纪念舜帝的逝世,她们仍旧作素色装束。“临砌”两句,述其香。此言词人将希道送过来的水仙花,放置在台阶旁的阴影之中。这水仙花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连傲霜斗雪的梅花也自愧不如,以致于她羞怯地退避在一旁,收起了自己的娇容。“熏炉畔”两句,谈催花之法及其对水仙的衷情。此言水仙花在暖炉的催发之下,显得越发精神奕奕。词人随即把它放置在床边的小几上,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能够时时见到这位斜垂着稠密的白花翠叶的凌波仙子了。“料唤赏”两句,是为希道设想。“清华”句,据朱孝臧《梦窗词小笺》说:“清华疑即希道。”而根据前所引六首词推测也应该是指同一个人。“台杯”,即大小杯重叠成套的杯子。此处是说:我猜想,希道现在在自己的花园里,面对着这一盆盆洁白的水仙花,也必定会是在一边欣赏着水仙,一边连连举杯畅饮着吧。
上片以梦引花,下片浮想联翩,重在描绘出水仙花的神韵。结句呼应词题中希道索赋之请,故以两人的共同爱好的话题“赏花与饮酒”对之也。全词紧扣题意,从容而道,又有奇思妙想连篇,实是咏物词中的一篇高作。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