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借咏柳以赋别，这首诗也没有脱离离情的旧旨，但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而又切合情景。
诗的一、二句，寥寥几笔，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古堤春柳图。古堤两旁，垂柳成行，晴光照耀，通体苍翠，蓊蓊郁郁，袅袅婷婷，远远望去，恰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袅袅”、“青青”，连用两个叠字，一写江边柳的轻柔婀娜之态，一写其葱茏苍翠的颜色，洗炼而鲜明。前人多以“翠柳如烟”、“杨柳含烟”、“含烟惹雾”等来形容柳的轻盈和春的秾丽，这里径直用“一树烟”来称呼柳树，想象奇特，造语新颖。只此三字，便勾出了柳条婆娑袅娜之状，烘托出春光的绮丽明媚，并为下面写离情作了反衬。
三、四两句直接写离情。咏柳惜别，诗人们一般都从折枝相赠上着想，如“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居易《忆江柳》）等等。雍裕之却不屑作这种别人用过的诗句，而从折枝上翻出新意。“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这一方面是想得奇，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语句，把惜别这种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深刻而不一般化；同时，这种想象又是很自然的，切合江边柳这一特定情景。大江中，船只来往如梭；堤岸上，烟柳丝丝弄碧；柳荫下画船待发，枝枝柔条正拂在那行舟上。景以情合，情因景生，此时此刻，萌发出“系郎船”的天真幻想，合情合理，自然可信。这里没有一个“别”字“愁”字，但痴情到要用柳条儿系住郎船，则离愁之重，别恨之深，已经不言而喻了。这里也没有一个“江”字、“柳”字，而江边柳“远映征帆近拂堤”（温庭筠《杨柳枝》）的独特形象，也是鲜明如画。至此，“古堤边”三字才有了着落，全诗也浑然一体了。
中唐戴叔伦写过一首《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由“丝”而联想到“织”，颇为新颖，但后两句却未能由此加以生发，而落入了窠臼；它没有写出堤上柳与别处柳的不同之处，如果把题目换成路边柳、楼头柳也一样适用。其原因在于诗人的描写，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境。两相比较，雍裕之的这首《江边柳》匠心独运、高出一筹。
这首《恋绣衾》，乃拟思妇伤春怨别之作。“柳丝空有千万条，系不住，溪头画桡！”，写的是怨别之情。开篇之笔，如脱口而出，使人对思妇郁结萦回的百结愁肠洞悉无余。“空有”是徒然、枉有之意；“千万条”则极言其多，两者联用，将怨悱而又无可奈何之情渲染到了极致。“系不住、溪头画桡”，补出“空有”的原委，因纵有千万条柳丝，也未能系住所爱者，他还是乘着画桡走了，这不是枉然吗？可见“空有”一词极有份量，传达出极为缠绵的情致。这是思妇对往昔离别的追忆，也是对离别造成的感情痛苦的宣泄。“想今宵，也对新月，过轻寒，何处小桥？”这是从追忆返回现实，如镜头由远景拉回近景；从自身想到对方，如电影将相关双方交叉拍摄。写出思妇现在对他的殷殷的思念。黄鹤一去无消息，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离人。郎君是在西湾乘船从江上走的，所以连做梦也追逐着江水，追逐着郎君。词中的他，是溪头乘画桡离别的，走时，如同今晚一样，有一痕新月，还有些微春夜的寒意。“过轻寒”的“过”有洒落、飘来的意思，如贺铸的《簇水近》：“一笛清风弄袖，新月梳云缕。澄凉夜气，才过几点黄昏雨……”，其中“过”字，意思庶近，那么，此时此刻他的画桡停泊在何处小桥呢？他今晚，仰对这痕新月，是否也在思念着我呢？这是对离人的悬想，正说明自己的魂魄也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离人。词人用“新月”、“轻寒”、“小桥”等词语，构成一幅凄清的图画。新月不是圆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缺月，正象征着人各西东，不能团聚。这凄清画面所构成的凄清氛围正是女主人公凄清寂寞心境的写照。而从自己的思念转而对所思者的设想，设想对方今宵是何情思，造成词章之波折，使所写之感情深入一层。下片的“玉箫台榭春多少！溜啼红，脸霞未消。”是再用追忆之笔，犹如电影镜头再摇向远景。这里的“春”，非惟春光，更是春情，是温馨、美满幸福的借代词。不确定的量词“多少”，正是无限、无量之意，极言其多。追思以往，台榭留连，玉箫送情，形影相随，真是“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张光《诉衷情》），给人多少甜美的回忆！但“春多少”，毕竟还是抽象之语，需再作具体的完足。“溜啼红，脸霞未消”，则是对往昔幸福生活的具体描述。“啼红”，指杜鹃的叫声；“溜”是对叫声的摹写。“杜鹃啼得春归去”，杜鹃声声，说明时序已入暮春，显示着春天即将归去。“脸霞”，指满脸春光，如同彩霞。因为无限的幸福，春情如醉，即使杜鹃声声悲啼，自然的春光即将过去，心底的春光却依然如故，所以脸如朝霞，神采飞扬。用自然春光的消逝，反衬心底春光的长存和浓烈，并反杜鹃啼血的常意而用之，都说明构思别致，良多新意。“怪别来，胭脂慵傅，被东风、偷在杏梢。”章法上再作转捩，成三折之势，词意上又回写现时心境。一个“怪”字作逗，怨艾之情顿显。词人精取“胭脂慵傅”这一典型细节，与往昔的“脸霞未消”形成强烈的比照，把“只是朱颜改”的现状委婉道出。往昔因春情无限，纵然杜鹃啼红，春光将逝，仍“脸霞未消”；现在，徒有盎然春光，但因离愁别恨，春情无着，即使没有“杜鹃声里斜阳暮”，也折损朱颜；且因心意阑珊，慵慵恹恹，胭脂无心，任朱颜凋零，就更显得容光的憔悴。虽笔墨未着“怨”字，但在这今昔比照的叙述中，怨艾凄恻之情，沉沉实实，掬之可感。这脸霞，这朱颜，究竟到哪里去了？“被东风，偷去杏梢。”你不见“红杏枝头春意闹”吗？这束篇之笔，如得神助。因伤春而折损的容颜，构思造想为东风偷去，真是奇巧至极！这朱颜偷在杏梢上，这意境真婉约至极！这有意以清丽之笔作淡语，说痛楚而面带微笑，真是雅正至极！
综上所述，该词所写的思妇伤春怨别，乃是熟之又熟的传统题材，似乎别无新意。但细加吟咏，又觉别有一番滋味。这就在于赵汝茪精于构思，为情造文，有独到之处。词人在这篇什不长的词调中，有意用“往昔”和“现在”交错的布局，一波三折，使欲抒的情致得以深化，得以完足。在这曲折的布局中，又着意于对比手法的运用，以往衬今、以热衬冷，使所抒的情致，更见强烈。在运用对比手法时，又善于抓住重点细节精心刻画，使所抒的情致，更加突出。凡此种种，一如现代电影蒙太奇的种种手法，可以看出赵汝茪词作结构精细，运笔纤巧的风格。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此诗描绘了隐士们隐居之地山高林密，空旷荒凉，他们以苦为乐，心地坦然，反映了他们不满黑暗现实，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感情。开头四句是铺垫，写出商山的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以此反衬长居山中的人；接着四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折射出隐士们洁身自好、苦中寻乐的高尚情操；最后两句以唐虞盛世为衬托，抒发了他们既向往美好的社会，又对现实完全失望的慨叹。
全诗直承《诗经》四言古风，质朴无华，短短十句四十字，四位隐沦高士的形象栩栩然跃然纸上。
诗的前四句以反兴起笔，四句铺陈，描绘了荒凉艰险的生活环境：抬头是其高无极、令人感叹的万里皓天，低头便见蛇曲逶迤的深谷。四周除了莽莽苍苍的野树，便是重峦叠嶂的高山，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与禽兽为伍，跟人世幽隔。但是，这一层形象鲜明的图画正是为了反衬长居其中的人，可谓铺垫有力。
第五句至第八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他们奇特的感受：悬崖山洞是居室，青石、藤罗、野草作床帐，润泽可爱的灵芝草，足够疗饥，足以养身。作者善于遣词造句，巧于写景状物，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奇特而优美，把在山中的居住和吃食写得诗意盎然。这四句以苦为乐的描写，是首四句艰苦环境的必然结果，而隐士们苦中寻乐的异乎寻常的乐观和坚定又带来巨大的疑问，从而自然引出下一步的抒情，进而阐述产生这种特殊生活态度的动机。
最后两句是含蓄的抒情，包含着深广的现实内容。作者把唐尧虞舜的原始时代看作是太平盛世，这固然是以思古之悠情奏不满现实的弦外之音，作者憧憬着美好的政治局面，盼望出现招贤选能的明君，但现实使隐士们失望，使隐士们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吾当安归”一句，实在是对现实政治的最尖锐的批判。他们宁愿躲进深山，与麋鹿为伍，看百鸟安翔，饥餐野菜，渴饮泉水，而不愿忍受暴政压迫，不愿目睹黑暗的现实。这种消极的反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断出现，可见这类知识分子信念之坚定。
这首诗反映四皓“洁己修道，非义不动”的处世思想。通过描绘四皓隐居之处山林荒凉，抒发了他们身苦心乐的隐居之情，表现了他们不满黑暗社会、乐于隐居生活、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全诗章法谨严，写险恶之景以铺垫，反衬人物以苦为乐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趣，以景托情，抒情含蓄隽永，有汉代人质朴诚恳的务实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