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的起句平平，对“佳人”的夸赞开门见山，一无渲染铺垫。但其意蕴，却非同凡俗。南国秀丽，其佳人多杏目柳腰、清艳妩媚；北国苍莽，其仕女多雪肤冰姿、妆淡情深。此歌以“北方”二字领起，开笔就给所歌佳人，带来了一种与南方迥异的晶莹素洁的风神。北方的佳人何止千万，而此歌所瞩意的，则是万千佳人中“绝世独立”的一人而已，“绝世”夸其姿容出落之美，简直是并世无双；“独立”状其幽静娴雅之性，更见得超俗而出众。不仅如此，“绝世而独立”还隐隐透露出，这位佳人不屑与众女为伍，无人知已而独立栏杆的的淡淡哀愁－那就不仅是超世脱俗，而且更楚楚可怜了。这就是平中孕奇，只开篇两句，恐怕就令武帝企足引领，生出对佳人的心向神往之情了。
北方佳人既如此脱俗可爱，当其顾盼之间，又该有怎样美好的风姿呢？要表现这一点，就不太容易了。然而，这位富于才情的音乐家，却出人意外地唱出了“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奇句－她只要对守卫城垣的士卒瞧上一眼，便可令士卒弃械、墙垣失守；倘若再对驾临天下的人君“秋波那么一转”，亡国灭宗的灾祸，可就要降临其身了！表现佳人的顾盼之美，竟然发为令人生畏的“倾城”、“倾国”之语，真是匪夷所思！但如果不是这样夸张，又何以显出这位佳人惊世骇俗的美好风姿？而正因为这风姿美得令人生畏，才更让人心驰神往、倍加牵怀。如果美好的事物都那么可近而易得，恐怕就没有这样摄人心魄的吸引力了。这就是“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的人生哲理。
此歌的结尾也耐人咀嚼。上文对佳人的美好作了极度的夸张，结尾则突然一转，化为深切的惋惜之语：“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美好的佳人，常常给人君带来“倾城”“倾国”的灾难。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见得还少吗？这似乎是要告诫人君，记取倾城、倾国的古鉴，不可为“佳人”所误。但接着一句则又紧摄一层？纵然是倾城、倾国，也别失去获得佳人的良机－美好的佳人，毕竟是世所难逢、不可再得的呵！这二句故作取舍两难之语，实有“欲擒故纵”之妙：愈是强调佳人之不可近，便愈见其美；而愈是惋惜佳人之难得，就愈能促人赶快去获取。作者的用意，正是要以深切的惋惜之辞，牵动武帝那难获绝世佳人的失落之感，从而迅速作出抉择。这样收束，可谓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令人闻之而怅然不已。难怪武帝听。
《李延年歌》有三点特色。
其一，出语夸张，欲扬故抑。诗人将所咏美女赞为冠绝当代而独此一人，其美貌的程度竟至看她一眼城邦就会倾覆，再看她一眼国家就会沦亡，“美女亡国”之说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说的是男子有才能立国，女子有才毁社稷，旨在讽刺周幽王宠幸貌美而好迸谗言的褒姒以至亡国之事。此后，“倾城”、“倾国”就成了绝色美女的代名词。在《李延年歌》里，诗人极尽夸张之能事，危言耸听，但绝不是以此来昭示君王，求鉴前史，而是反其意而用之，以其具有倾城倾国的巨大魅力来极言佳人之美，达到引动君王思美之心的目的。
其二，情真意切，溢于诗间。《李延年歌》一诗，除了 “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外，其表达的情感是十分真挚的。李延年歌咏的佳人是自己的胞妹。无论是出于对胞妹的深爱之情而望她有个辉煌的前途，还是出于利己之心而进献胞妹，其诗中表现出的赞美都是热切的。短短几句的小诗，“倾城”、“倾国”的字眼二度出现，推荐美人的主旨非常鲜明。先言有此绝美之人，再言美人的惊人魅力，然后向君王恳切呼告：您难道不知这具有倾城倾国之貌的佳人，一旦错过就再难得到了！拳拳之心意，殷切的情感，在一咏三叹之中挣到了充分的表达，产生了沁人心脾的感染力，拨动了汉武帝的心弦。
其三，以简胜繁，以虚生实。中国画以墨为颜色，色彩可谓少矣。但那单一的墨色却可在鉴赏者的脑海中幻化出缤纷的五彩。如同齐白石的画，空白可谓多矣，但那空白处却可使人想象出无限丰美的境界。《李延年歌》只是咏叹了佳人的无双而不作具体描绘，这就势必使佳人的形象成为神秘诱人的空白，从而激发起赏诗者对她的神往、想象和渴念之情。当时在汉武帝的脑海中一定幻化出了世间最为美妙的女子形象。而后世的读诗者，更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历史知识及其特有的心理素质，想象出各自心中的绝色佳人来。在歌咏美女的中国古诗中，有不少细描实写的佳句，像“手如柔荑，肤如凝脂”之类。同时也不乏以侧描虚写取胜的佳篇。如《诗经·周南·关雎》，对女子品貌的描写只有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浓墨渲染的是男子对她的苦苦思恋、热烈追求和结合后的欢乐喜悦，以此显示出女子的美丽可爱。《李延年歌》显然也是以这种以虚生实的艺术手法取胜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但抒发的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夫妇离别之情。字里行间，表现出时代的特征，离乱之痛和内心之忧熔于一炉，对月惆怅，忧叹愁思，而希望则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颔联是说，可怜幼小的儿女，怎懂思念的心酸。
妻子看月，并不是欣赏自然风光，而是“忆长安”，而小儿女未谙世事，还不懂得“忆长安”啊！用小儿女的“不解忆”反衬妻子的“忆”，突出了首联那个“独”字，又进一层。
在前四句中，“怜”字和“忆”字，都不宜轻易滑过。而这，又应该和“今夜”、“独看”联系起来，加以品味。明月当空，月月都能看到。特指今夜的“独看”，则心目中自然有往日的“同看”和未来的“同看”。未来的“同看”，留待结句点明。往日的“同看”，则暗含于一、二联之中。分明透露出他和妻子有过同看鄜州月而共忆长安的往事。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其中有一段时间，是与妻子在长安度过的。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这自然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到了羌村的时候，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共忆长安的往事，已经不胜其辛酸！如今自己深陷乱军之中，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那“忆”就不仅充满辛酸，而且交织着忧虑和惊恐，这个“忆”字，是含意深广，耐人寻思的。往日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虽然百感交集，但尚有妻子为自己分忧；如今呢，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她的负担，哪能为她分忧啊！这个“怜”字，也是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的。
“香雾怜鬟湿，清辉玉臂寒。”颈联是说，蒙蒙雾气，也许沾湿了妻子的鬓发；冷冷月光，该是映寒了妻子的玉臂。
第三联通过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描写，进一步表现“忆长安”。雾湿怜鬟，月寒玉臂。望月愈久而忆念愈深，这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这就激起了作者结束这种痛苦生活的希望，于是以表现希望的诗句作结：“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也就意在言外了。
题为“月夜”，字字都从月色中照出，而以“独看”、“双照”为一诗之眼。“独看”是现实，却从对面着想，只写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而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鄜州，已包含其中。“双照”兼包回忆与希望：感伤“今夜”的“独看”，回忆往日的同看，而把并倚“虚幌”（薄帷）、对月抒愁的希望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采用这种从对方设想的方式，妙在从对方那里生发出自己的感情，这种方法尤被后人当作法度。全诗诗旨婉切，章法紧密，明白如话，感情真挚，没有被律诗束缚的痕迹。
古史有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山西临汾、永济、夏县一带。悠悠五千年大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君王，他们统统崛起于原始农耕社会地肥水美的所在，山西的晋南地区。
相传，尧主政五十年，乃微服私访于康衢[qú]，听到儿童唱歌，甚为高兴，归来后就禅让天下于舜。又据《帝王世纪》载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击壤”，是一种互击瓦块为乐的游戏。“康衢”与击壤老人所唱处，大约均在今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而这两首主题截然不同的民谣《康衢歌》《击壤歌》，就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最早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