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作者王禹偁（954—1001），北宋政治家、诗人、散文家。因为官正直，敢于直言讽谏，因此屡受贬谪。这首诗为作者被贬商州（今属陕西商洛）任团练副使时所作。
诗题点明诗意、诗境，透露出诗人的谪宦之苦。
首联中“唯”写出了诗人的不满与无奈，“冷”写出了清明的时令特点，都表现了诗人的谪居之感。
颔联表面上看是恼人的春，实际上是让诗人惊心的“闲”。颈联的“夸”与“斗”两字生动传神，用拟人手法凸显春天的生趣，同时运用了反衬的手法表现出诗人被贬愁绪与眼前的大自然美景形成鲜明对比，也体现了诗人希望回归自然、脱离世俗的愿望。
尾联用了商山四皓、屈原《离骚》的典故，诗人情绪变得十分洒脱，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将满腔郁闷出之于“笑”，和着《离骚》饮酒赏春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整首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在被贬愁绪中自我排遣、寻求旷达洒脱并享受隐士生活的心境，言浅情深、意味深长。
这首诗的主题，影响较大者有二说。《毛诗序》云：“《车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败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诗也。”邹肇敏驳之云：“思得娈女以间其宠，则是张仪倾郑袖，陈平绐阏氏之计耳。以嬖易嬖，其何能淑？且赋《白华》者安在？岂真以不贤见黜？诗不讽王复故后，而讽以别选新昏，无论艳妻骄扇，宠不再移，其为倍义而伤教，亦已甚矣。”（姚际恒《诗经通义》引）邹氏的批评可谓激切有力。但自《楚茨》到此篇共十篇，《诗序》皆以为刺幽王，恐怕也是有所本的。《诗序》之意，不过以为此篇亦《关雎》歌后妃之德之类，为借古讽今之作。邹氏抓住“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一句大作文章，也非通达之论。朱熹《诗集传》则说：“此宴乐新昏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以道学家之眼光，驳朱熹之说曰：“夫乐新昏，则德音燕誉无非贤淑，而高山景行，亦属闺门。试思女子无仪是式，而何德音之可誉？闺门以贞静是修，更何仰止之堪思？”方氏以当时的价值观规范数千年前人们的思想感情，故扞格难入。诚哉，知人论世之难也。然则朱熹之说，确为不刊之论，所以今人多从之。
全诗五章，皆以男子的口吻写娶妻途中的喜乐及对佳偶的思慕之情。首章写娶妻启程。诗从娶亲的车声中开始。随着“间关”的车声，朝思暮想的少女就出嫁了。这其中流露出诗人积蓄已久的欣喜若狂之情。然而诗人又天真地声明：“匪饥匪渴，德音来括。”高兴的原因绝非因为性爱的饥渴即将满足，而是对女子美德的崇慕，真可谓好德胜于好色了。这当然是恋人“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所以下文又禁不住一往情深地说：“虽无好友，式燕且喜。”次章写婚车越过平林。由林莽中成双成对的野鸡，想到了车中的“硕女”，再加上她美好的教养和品德，更使诗人情怀激荡，信誓旦旦：“式燕且誉，好尔无射”，我爱你终生不渝！第三章继续是男子对女子情真意切的倾诉：我家虽没有美酒佳肴，我也没有崇高的品德，但却有一颗与你相亲相爱的心。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冲口而出，感人至深。第四章写婚车进入高山。这里有茂盛的柞树。“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是当时的谚语，所以诗人由“析薪”想到了娶妻。而柔嫩鲜艳的绿叶，是美丽可爱新妇的最好比喻；由《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一句，可以确信“其叶湑兮”是写新妇的光彩照人的。这里诗人融咏物与比兴为一体，巧妙地表现了对新妇的喜爱。最后两句更是直抒情怀：“鲜我觏尔，我心写兮。”意思是说：今天和你结为伴侣，我心里真是舒服极了。尾章写婚车越过高山，进入大路。诗人仰望高山，远眺大路，面对佳偶，情满胸怀，诗句自肺腑流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叙事、写景，但更多的则是比喻。新妇那美丽的形体和坚贞的德行，正像高山大路一样令人敬仰和向往。诗句意蕴丰厚，气宇轩昂，因而成为表达一种仰慕之情的最好意象，遂成千古名句。接下两句“四牡騑騑，六辔如琴“，不仅与首章“间关”二句相呼应，形成回环之势，而且那如琴弦的六辔更是包含着诗人对婚后美好和谐生活的丰富想像。最后两句，又直抒胸臆，情结全篇。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首先是结构上的跌宕。方玉润说：“前后两章实赋，一往迎，一归来。二、四两章皆写思慕之怀，却用兴体。中间忽易流利之笔，三层反跌作势，全诗章法皆灵。”（同上）其次是抒情手法的多样，或直诉情怀，一泻方快；或以景写情，亦景亦情；或比兴烘托，意境全出。总之，它是《雅》诗中优秀的抒情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