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打破了结构上分片的定格。从文义看,前七句和后两句,是意境迥异、对比鲜明的。
前七句,词人从怀旧入手,以流利轻快的笔法,描绘了汴京紫禁城内外欢度上元佳节的盛况。正月十五之夜,华灯宝柜与月色焰火交辉,华灯叠成的鳌山与华丽的宫殿高耸云天,至尊的帝王端坐于高楼之上,万民百姓则嬉戏游玖于街衢之间。斗转星移,龙驾回宫此时万众狂欢更趋高潮。这幅上元节情景,完全是记实。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上元的汴京“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万姓皆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此外该书还记载的:“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恰,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马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这从一侧面反映了民间情景,由此读者可以想见豪贵之家此夕宴乐之盛,但如其自序所云“未尝经从”,故从阙略罢了。“五侯”,这是个典故是说汉代外戚、宦官有五人谏时封侯之的。故以后用它泛称权贵之家为侯家。
如此良辰美景,是何等繁盛、万众何等欢乐,但最后两句,词意陡转,读者面前突现了一个萧索凄清的境界:“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而今”二字,把上元狂欢的画面抛到了遥远的过去,成了一个幻境,这是化实为虚的妙笔;谏时,又把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一下子推到读者眼前。词人抚今追昔,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年身为贵胄(向子諲是宋神宗钦圣宪肃皇后的再从侄),曾出入宫闱,备受恩宠,此时却是一个皤然老翁;当年目睹京城繁华,亲历北宋盛况,此时僻居乡里,只能与数点寒灯作伴。
王夫之《姜斋诗话》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确如王夫之所说这首词将今昔两个画面加以对比,这种盛与衰、乐与哀相互对比的手法,确实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白发三千丈”借用李白名句,表现愁绪满怀的词人“愁对寒灯数点红”凝聚着词人多少深沉的感慨:是对昔日繁华生活的眷恋?是对往事若梦的人生喟叹?还是因国破家亡而产生的怅恨?抑或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失落感?这一切,词人用一个“愁”字点破了。
“白发”、“寒灯”二句中,两个描写色彩的字“白”与“红”又互相映衬,渲染了一种凄清的境界。结句凝重,含蕴无穷,以少总多,发人遐思,是全篇传神之笔。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京城上元佳节有感,与韩叔夏司谏、王夏卿侍郎、曹仲谷少卿一同赋词。
皇宫春色浓郁,华灯宝炬与月色焰火交辉。玉皇大帝端坐于彩云之上,各种人物让人目不暇接,有的在陆上,有的在海上。
斗转星移,龙驾回宫。贵家池馆一派和气繁荣。如今白发三千丈,只能忧愁地与数点寒灯作伴。
注释
鹧鸪天:词牌名,又名“思佳客”“思越人”“醉梅花”“半死梧”“剪朝霞”等。
紫禁:指汴京皇宫。
烟花一万重:形容春色浓郁。烟花:烟云与花朵。
鳌山:元宵节之灯山。
玉帝:指玉皇大帝。
端拱:端坐拱手,无为而治。
陆海:陆地和海洋。因为花灯中的人物有的在陆地上,有的在海上(八仙过海)。
五侯:后汉桓帝一日封五个侯爵。此指贵家池馆。
这首词打破了结构上分片的定格。从文义看,前七句和后两句,是意境迥异、对比鲜明的。
前七句,词人从怀旧入手,以流利轻快的笔法,描绘了汴京紫禁城内外欢度上元佳节的盛况。正月十五之夜,华灯宝柜与月色焰火交辉,华灯叠成的鳌山与华丽的宫殿高耸云天,至尊的帝王端坐于高楼之上,万民百姓则嬉戏游玖于街衢之间。斗转星移,龙驾回宫此时万众狂欢更趋高潮。这幅上元节情景,完全是记实。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上元的汴京“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万姓皆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此外该书还记载的:“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恰,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马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这从一侧面反映了民间情景,由此读者可以想见豪贵之家此夕宴乐之盛,但如其自序所云“未尝经从”,故从阙略罢了。“五侯”,这是个典故是说汉代外戚、宦官有五人同时封侯之的。故以后用它泛称权贵之家为侯家。
如此良辰美景,是何等繁盛、万众何等欢乐,但最后两句,词意陡转,读者面前突现了一个萧索凄清的境界:“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而今”二字,把上元狂欢的画面抛到了遥远的过去,成了一个幻境,这是化实为虚的妙笔;同时,又把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一下子推到读者眼前。词人抚今追昔,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年身为贵胄(向子諲是宋神宗钦圣宪肃皇后的再从侄),曾出入宫闱,备受恩宠,此时却是一个皤然老翁;当年目睹京城繁华,亲历北宋盛况,此时僻居乡里,只能与数点寒灯作伴。
王夫之《姜斋诗话》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确如王夫之所说这首词将今昔两个画面加以对比,这种盛与衰、乐与哀相互对比的手法,确实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白发三千丈”借用李白名句,表现愁绪满怀的词人“愁对寒灯数点红”凝聚着词人多少深沉的感慨:是对昔日繁华生活的眷恋?是对往事若梦的人生喟叹?还是因国破家亡而产生的怅恨?抑或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失落感?这一切,词人用一个“愁”字点破了。
“白发”、“寒灯”二句中,两个描写色彩的字“白”与“红”又互相映衬,渲染了一种凄清的境界。结句凝重,含蕴无穷,以少总多,发人遐思,是全篇传神之笔。
向子諲的晚年词作,多抒写淡泊名利的闲适生活情趣。作者集中另一首词有《清平乐。岩桂盛开戏呈韩叔夏司谏》云:“而今老我芗林,世间百不关心。独喜爱香韩寿,能来同醉花阴。”绍兴九年己未(1139)归隐以后词人与韩叔夏常唱和往来,所以这首词亦当为此后数年间所作。
这首词作于建中靖国年间,其时词人与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心中充满对爱情的热情挚着。全篇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她放纵恣肆的独特个性。
上片主旨是买花。宋朝都市常有卖花担子,一肩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环入报以后,女主人李清照随即作了吩咐,买下一枝最满意的鲜花。整个上片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公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欣赏。“春欲放”三字,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其中“春”字用得特别好,既可以指春色、春光、春意和春天,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 字境大,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下面“泪染轻匀”二句,写花的容态。着一“泪”字,就把花拟人化了,再缀以“轻匀”二字,便显花娇而不艳,其中似乎渗透着女主人对它的同情与爱抚。前一句为虚,出自词人的想象;后一句属实,摹写了花上的露珠。“犹带彤霞晓露痕”,花朵上披着彤红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显出了花之色彩新鲜,而且点明时间是清晨,整个背景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与甜蜜。
下片主旨写戴花。首先,作者从自己一方说起,侧重于内心刻画萋。“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活活画出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忌的心理。她青年妇女中,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但同“犹带彤霞晓露痕”的鲜花相比,似乎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表面上是说郎猜疑,实际上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轻灵有致。同上片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是以人比花,角度虽不同,但所描写的焦点都是新娘自己。接着二句,是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为了争取新郎的欢爱,她就把花儿簪鬓发上,让新郎看看哪一个更美。然却终未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云髻斜簪”,丰神如画。这里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
全篇通过买花、赏花、戴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天真、爱美情和好胜的脾性。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独特的闺情词。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