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本篇《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

　　本文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具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呢？围绕着“志向”诸葛亮从正反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这几句话说明的是如何“立志”：慕先贤”即要以古圣先贤作为榜样，向他们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够让人奋发向上，坏的榜样则能把人拖入深渊。孔子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会为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注入正能量。“绝情欲”顾名思义，断绝情欲。情，可以指爱情、友情或亲情种种，考虑到作者写此信的对象——外甥庞涣正值年少方刚，这里的“情”应当指爱情，或男女之欲。因此，“绝情欲”应当理解为不要沉湎于爱欲。弗兰西斯·培根在《论爱情》中说：“古往今来，伟人奇才罕有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者。”，又说“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这和“绝情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弃凝滞”则是说，人生在世，总会为一些繁杂琐事所困扰，而这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或者烦恼往往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做到“志存高远”，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些，人生的境界就会提升，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不为琐事所累，自然就做到了“弃凝滞”。做到以上三点，自然而然，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即使身处逆境，高远的志向也能“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其次，“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有了上面的立志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谈到实现志向（理想）的措施了：要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要抛出心中无关的杂念，要认真听取别人的宝贵意见，虚心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要做到心胸开阔，豁达。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那么，即使他暂时得不到提拔，才华不被别人所了解认可，也不会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作者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昂扬的斗志，坚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人生最终只能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被儿女情长所束缚，地位低下，在平庸中耗尽一生！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八十余字，但却有很深的内涵。做为青年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的具体可行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沦为平庸下流。诸葛亮的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地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教育弟弟们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些非同寻常人物的观点都凝聚了他们毕生的人生经验在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拟古乐府诗。《白头吟》是汉乐府相和歌楚调曲旧题，古辞写一个女子向遗弃她的情人表示决绝。刘希夷这首诗则从女子写到老翁，咏叹青春易逝、富贵无常。构思独创，抒情宛转，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艺术性较高，在初唐即受推崇，历来传为名篇。

　　诗的前半写洛阳女子感伤落花，抒发人生短促、红颜易老的感慨；后半写白头老翁遭遇沦落，抒发世事变迁、富贵无常的感慨，以“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总结全篇意旨。在前后的过渡，以“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二句，点出红颜女子的未来不免是白头老翁的今日，白头老翁的往昔实即是红颜女子的今日。诗人把红颜女子和白头老翁的具体命运加以典型化，表现出这是一大群处于封建社会下层的男女老少的共同命运，因而提出应该同病相怜，具有“醒世”的作用。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诗的开头两句，描绘洛阳城东暮春景色。洛阳是唐代的东都，十分繁华；繁华的都市盛开着艳丽的鲜花，满城春色，生气勃勃，令人心醉神往。然而时光易逝，此时的洛阳已是落花季节，桃李纷飞，不知飘向何处。这两句是诗的起兴。下文表达的对大好春光、妙龄红颜的憧憬和留恋，对桃李花落、青春易逝的感伤和惋惜，都是由此生发开来的。

　　“洛阳女儿惜颜色”以下十句，写年轻的洛阳女儿面对漫天飞舞的落花生出无限感慨。洛阳女儿所感伤的，实际上是由大自然的变化而联想到美的短暂和人的生命的有限。“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表现的是因为春光的流逝而感叹红颜易老、生命无常的心理。“松柏摧为薪”句，出自《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桑田变成海”，指陆地变成海洋，典出《神仙传·麻姑》：“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这两句运用比喻，形象地表现世事变化很大。“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则揭示人生易逝、宇宙永恒的客观规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以优美、流畅、工整的对句集中地表现青春易老世事无常的感叹，富于诗的意境，且具有哲理性，历来广为传诵。

　　“寄言全盛红颜子”以下十句，概括叙述白头翁一生的经历。白头老翁曾是一个美貌少年，从前他也常和公子王孙一起，在树下花前歌舞游乐。“光禄池台文锦绣”两句，以历史上权臣贵戚的豪华奢侈，表现白头翁曾经历过的一段富贵生活。然而，一旦生病衰老，就无人理睬，三春行乐只好让给别人了。这一段通过描写白头翁从红颜到老病、从游乐到孤苦的生活，不仅表示了诗人对青春红颜、清歌妙舞的眷恋、向往，对垂老白头翁的怜悯、同情，同时进一步抒发了对美的短暂和生命的有限的感慨，从而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哲理性。

　　结尾四句点明主旨，收束全诗。“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两句感叹美貌的少女转眼之间将化作白发的老妇，惋惜青春难驻。“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两句，一切都如同过眼云烟，迅速消失了！往日繁华热闹的游乐场所，如今只有几只离群的鸟雀在清冷的暮蔼中发出几声凄苦的悲鸣。末句的最后一个“悲”字，是此诗的基调。

　　诗的前半首化自东汉宋子侯的乐府歌辞《董娇娆》，但经过刘希夷的再创作，更为概括典型。作为前半的结语，“年年岁岁”二句是精警的名句，它比喻精当，语言精粹，令人警省。“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颠倒重复，不仅排沓回荡，音韵优美，更在于强调了时光流逝的无情事实和听天由命的无奈情绪，真实动情。“花相似”、“人不同”的形象比喻，突出了花卉盛衰有时而人生青春不再的对比，耐人寻味。结合后半写白头老翁的遭遇，可以体会到，诗人不用“女子”和“春花”对比，而用泛指名词“人”和“花”对比，不仅是由于七言诗字数的限制，更由于要包括所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怜人，其中也包括了诗人自己。也许，因此产生了不少关于这诗的附会传说。如《大唐新语》《本事诗》所云：诗人自己也觉得这两句诗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即所谓“诗谶”，一年后，诗人果然被害，应了所谓“诗谶”的说法。这类无稽之谈的产生与流传，既反映人们爱惜诗人的才华，同情他的不幸，也表明这诗情调也过于伤感了。

　　此诗融会汉魏歌行、南朝近体及梁、陈宫体的艺术经验，而自成一种清丽婉转的风格。它还汲取乐府诗的叙事间发议论、古诗的以叙事方式抒情的手法，又能巧妙交织运用各种对比，发挥对偶、用典的长处，是这诗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刘希夷生前似未成名，而在死后，孙季良编选《正声集》，“以刘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大唐新语》）。可见他一生遭遇压抑，是他产生消极感伤情绪的思想根源。这诗浓厚的感伤情绪，反映了封建制度束缚戕害人才的事实。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