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诗人谪贬江州司马时期。此诗主要描写友人溪居的清秀景色,从去友人庐山下依山傍水的居所途中写起,层层推进,展示了优美宜人的友人住所及主客欢融无间的情景。全诗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
此诗首联写诗人途中所见,是作者接近友人“溪居”时,依次观察到的外围景色。因为是进行中看到的景物,便产生了如同现代电影拍摄中镜头向前推移那样的效果,潺潺的溪水,弥漫的岚气,茂密的森林,似乎是依次迎头扑面而来,极富层次感。镜头再往前推,则是措置有序的水栅,面山而凿的小窗。虽是短短的两句,却写了诗人次第相逢的许多意象,既显得气势阔大,又渲染了居所所在位置的幽邃。颔联是将视线推进到主人溪居的周围,是实写环绕溪居的近景。这一联通过杜鹃、芙蓉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夏秋之交时的优美境界。诗人很懂得作画构图敷彩的美学原理,选取红白两色入诗,对比鲜明,色彩效果十分强烈。同时分别用“尚开”“初结”来修饰,又造成此开彼落、绵延不绝的效果,似乎溪居永远有鲜花多情地围绕着。
诗的颈联转入虚写。溪居是依山傍水,建在庐山附近的居所,通过前面的刻划,已经造成人间仙境的气氛,这一联则更强化了这种效果。
“千年鹤”用丁令威的典故,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显示出居所的主人是个看破红尘,超然世间沧桑变化的非凡人物。“影落”句则是说,处于这个淡雅绝俗的居室中,饮酒品茶之际,亦可远眺窗外的山川景物,已是令人惬意神往之事,更为奇妙的是,远处的五老峰影却能倒映在杯子中,溪居的明净便自不待言了。此处着一“落”字,尤为神妙,似乎五老峰(庐山南面峰名)影是一个物体,会落入杯中。想象之奇,令人叹为观止。
全篇以“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香饭细酒香浓”作结,刻画主客开怀畅饮,其乐融融的情景,进一步显示了溪居及其主人的可爱。
作品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读来韵味无穷。
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
这两首诗歌,揭露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的种种方面,抨击当时正邪不分、黑白颠倒的丑恶现象。其内容涉及门阀威权,戚宦当政,谄媚成风,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用人惟亲,正人受害,学者遭压等等,表现了作者愤世疾邪的正直品格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在赋的末尾,作者假托鲁生和秦客两个人,各作诗歌一首,以深化主题。这两首诗歌既是赋的一部分,独立出来,又是两首讽刺力很强,完整的五言诗。诗歌精神与全赋是一致的,故应结合鉴赏。
诗中,作者已运用许多鲜明的比喻和强烈的对比,以锋利尖刻的语言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揭露与讽刺,所以最后出现的两首诗具有总结归纳的意义,哲理性较强,有哲言式的凝练和概括力,读起来发人深省,令人沉思。
第一首起句“河清不可恃,人寿不可延”,相传黄河一千年才清一次,古人常用“河清海晏”来比喻政治清明。人的寿命再长也不可能等到黄河清。这就含蓄而愤慨地道出东汉末年的政治已经腐烂透顶,不可救药。无独有偶,东汉大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归田赋》里也感叹过“俟河清而未期”。这也许是彼时进步文人对时政的普遍看法。诗人把它用在诗的开端,其义明而深。后面六句,用三组比喻性的形象描绘出当时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没骨气的小人顺风倒,不分是非,只要富贵的人就被捧为贤人。正因为如此,“文籍虽满腹, 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的怪现象才得以滋生和存在。一肚子学问不如一口袋钱,谄媚小人端坐高堂而正直之士却立在门旁,多么鲜明而辛辣的对比!把那个时代造成的丑恶和不公正,形象地暴露在读者面前,激发起人们厌恶、不满的情绪。
第二首进一步抒发了作者愤世疾邪的思想感情。前四句用另外的说法和比喻,继续讽刺黑白颠倒的现实。“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挖苦势利小人之无耻与豪门权贵之气焰,既谑且虐,一针见血,与第一首“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异曲同工,更为尖酸辛辣。“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主要强调贫寒正直之士虽然地位低下,却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深的学问。但在那个压制人才的社会里,他们被埋没了,不能显示他们的才华。作者对黑暗的揭露,进一步感叹有志有识者的不能见用,反被压抑、排斥。作者为人耿介,恃才使气,受过豪门迫害,后虽逢名人推荐,受官府征召,然皆拒不出山。所以作者最后呼喊出“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这其中虽流露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之感和一些消极悲观的情绪,但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黑暗被揭示以后的一种失望了的愤怒,引人沉思。
这两首诗用典较多,然而均生动灵活。如人寿河清是隐括,顺风靡草是反用,富贵称贤是引谚,咳唾成珠是变意,被褐、兰蕙是化用,“命矣夫”是反语。诗中将贤者与愚者、富贵者,刚直与谄佞者,知识与金钱,权势与真理等,分别作了鲜明对照,以感叹兴,以感叹结,其憎俗愤世、疾恶如仇之情不可遏抑,溢于辞表,贯于通篇。
赋之篇末原有以“乱曰”、“讯曰”的形式总括全篇者。赵壹代之以两首五言短诗,这种以诗结赋的写法,大为六朝人所摹拟。如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萧绎《荡子秋思赋》、《采莲赋》等作品皆是。而如庾信《春赋》,则在赋中时或间杂五七言诗句,使赋体更趋诗化。由此可见,赵壹《刺世疾邪赋》在艺术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对后世也多启导作用。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使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