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这两句是说，抬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春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路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诗人笔下的描绘来看，此时应该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隐隐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长寿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诗人还是认真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是一篇一篇讽刺小品。题材与内容都很通俗，以七句连用七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对吹牛撒谎者进行了嘲讽，用归谬的手法，让说谎者自我独白，自我暴露，惟妙惟肖。全曲曲辞朴素，幽默诙谐，使人忍俊不禁，充分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东村里鸡生凤。”起唱一句，便令人发笑。鸡与凤虽说皆为禽类，鸡生风却是绝不可能。然而语气却那么肯定，东村里是地点，鸡生下了凤是事实，说得几乎真了。以绝对肯定的语言，说子虚乌有之事情，抓住一点似是而非之处捏造出瞒天过海之谎言，这正是天下一切说谎人的惯伎。此句东村里三字之口吻，已透露出曲中主人公之形象，为一村夫。以下句句亦皆出于同一口吻。“南庄上马变牛。”在说谎人口中，真是无奇不有，南庄上的马也变成了牛。这仍然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说绝不可能之事，令人好笑以上二句，是以乡村中常见的家禽与家畜作为说谎的材料。
下面五句，则是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衣食住行作其说谎的材料。“六月里裹皮裘。”六月里天气最热谁也不会穿上皮裘，可是在说谎人口中，不但是穿了，而且是紧紧地裹上了皮裘。“裹”字，真是活灵活现。“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瓦垄即房顶上的瓦楞，瓦垄上不可能栽树。然而在他口中，不但能栽，而且宜栽！阳沟是旧时房檐下的浅沟，多用砖砌成，以便雨天排水，不可能放得下船，更不用说什么行舟了。然而他偏说好驾舟。谎言愈说愈玄，愈说愈大。这正是说谎的规律。“瓮来的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瓮来的”即在瓮中作熟拿出来的意思。大肉指猪肉，今西北方言犹有此语。大肉馒头即猪肉馅包子。大肉馒头只有蒸出来的，没有瓮出来的，只有酒才是瓮（酿）出来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令人捧腹。茄子是最常见的一种蔬菜。茄子再大，也不会大如斗。然而他说得更肯定了。“俺家的”三字，尤其有趣，前诸谎言或可为听人所说，“俺家的”却是亲眼所见，亲手所种了，且别家无我家有，无以对证，这又是吹牛说谎的杀手铜，然惟其一来，前面的谎言都出自此公所造，便不待言。说谎人的形象因此而愈加具体生动。
这篇讽刺小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说谎人的口吻构成全曲，而不加丝毫评判或叙述。这样便逼真、生动地凸现出说谎人的声口、性格。二是说谎人的谎言全部取材于农村生活常见现象，说者煞有介事，听者洞若观火。其实，这样的谎言一闻而知是假，根本起不到谎言的作用，作者在此只是以夸张的手法、极其明了的事实，来揭穿谎言的实质罢了。
元散曲中讽刺作品很多。此曲不过是调侃游戏之作，逗人一笑而已：很难说有何深旨大义，然而却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此诗的头四句以陇上流水来映衬诗人的独身远行。“远行客”是诗人自称。诗人登上陇山之巅，想起乐府民歌《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诗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歌辞中说的是非常相似的。“陇上分流水”既是写实，也是衬托作者只身远游的孤寂悲凉心情。据《三秦记》：“陇山顶有泉，清水四注，俗歌：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诗的第三、四句运用顶真法紧承头两句而来：“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以流水不尽来比喻人的行程无尽。
诗的后四句是诗人以大丈夫自许，抒发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浅才通一命”，这里是指诗人即将就任的左饶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实际上这是幕府中重要的文职军官，地位仅仅次于判官。诗人称“浅才通一命”不过是谦词罢了。“孤剑适千里”，大有慷慨行侠的意味。《史记·淮阴侯列传》：“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结尾两句“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指明了诗人此番远行的原因。诗人并非不眷恋思念自己的故乡，他之所以离乡远行，全都是为了报答知己的知遇之恩呵。高适也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他对哥舒翰的荐举是非常感激的，当时世风，要作官除考试一途外，若无人荐举是作不成官的，因此高适说“从来感知己”。“感知己”也仅是表层的一面，深层的原因则是高适想借此荐举机会，入幕从戎，一展身手，实现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抱负。正是这种内在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诗的后半部分昂扬的基调。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简洁的诗句表达了尽可能丰富的思想，诗中既有游子思乡的情思，又有仗剑戍边的豪情，既有报答知己的侠肝义胆，又有为国效力建功的雄心壮志，思想感情波澜起伏，曲折多变。从全诗的情感流动看，是先抑后扬，最后以昂扬的调子结束全篇，给人以奋发向上之感。胡应麟评说高适的五言古诗“意调高远”，“深婉有致”，由此诗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