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意象宏阔：唐代边塞诗多有从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的特色，本诗也不例外。比如像“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恒闭玉门关”、“阴山瀚海千万里”、“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等句，都写得气势磅礴。
2、对仗精美：本诗虽是七言歌行体，但其中有不少的句子运用律句的特色，声韵上讲究平仄相对，对仗也工整巧妙。如：“羽林练士拭金甲，将军校战出玉堂”、“玄漠云平初合阵，西山月出闻鸣镝”、“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等等，都使诗句显得有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般的整饬气象。
3、铁血柔情：此诗主旋律是雄壮慷慨的，但并非一味地心如铁石，毫无亲情、爱情可言。本诗从“杨叶楼中不寄书”（杨叶楼，应指征人妻子所居之楼）开始，转入柔情款款、音韵轻柔舒缓的另一个乐章，词语也清丽起来，像“杨叶楼”、“莲花剑”、“海外明月”、“天边落花”等，一下子就将人们的思绪带到那渴望已久的家乡，想起那楼头窗前终日翘首凝望的红颜佳人。
4、基调昂扬：此诗作为盛唐的边塞诗，透出一股立功立业的高昂之气，虽然战事艰苦凶险――“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城南百战多苦辛，路傍死卧黄沙人”，虽然思乡思亲情切――“归心海外见明月，别思天边梦落花”、“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但是众将士抱着“匈奴未灭不言家”的决心和斗志，不把敌虏首脑打得投降（单于系颈）不罢休，这句“欲令塞上无干戚，会待单于系颈时”，说得相当豪迈，和李白诗“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了盛唐当年那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概。
这首诗用典较多，害得江湖夜雨搬来辞源，找了半天，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首诗的传播。注意该诗中好多典故并非实指，比如“燕然石”、“稽洛川”等，并非是唐朝当时作战的地方，这里只是借用汉代典故而已。这些典故，对于唐代的读书人来说，是大家熟知的事情，并非生僻之词，只是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并非人人都一目了然了。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往迎来，而是送僧人归山。这首诗前两句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理应不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末两句写诗人对方外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这首诗语言妙趣横生，闲散淡远，构思精巧。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云”与“鹤”本来已不是俗世凡物，何况还是“孤云”与“野鹤”，这样超尘脱俗之物在人世是留不住的。因此诗人诙谐地说：“岂向人间住。”尘世难留方外高人。方外高人理应去深山古刹，静心修炼；因此，上人归山，恰得其所，理应祝贺，不该作儿女之态，像俗人那样依依不舍，甚至怅惘无极。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是对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不少僧人爱住名山宝刹，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扬名，然后接近权贵，以求闻达于皇帝，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这与假隐士走终南捷径的手段相似。“莫买沃洲山”，暗寓出沃洲山名声太大，人们都知道那地方，会影响修行，会成为走“终南捷径”的人。这后两句与裴迪《送崔九》的后两句：“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是同一用意，但此诗说得更直率。由此可见，作者与上人的关系亲密，可以直接规劝，所以吴瑞荣在《唐诗笺要》中说：“索性勉其入山之深，是何等交谊？”
观此诗作，写得妙趣横生、闲情逸趣，流露出诗人很看重灵澈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境界，向往隐居深山之中，却规劝方外上人要另觅他处，“莫买沃洲山”，表现出诗人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领悟真隐和假隐之真谛，莫隐居变成趋时，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
全诗一直在写月，角度不断变化，意境开阔，但清冷寂廖，抒发了作者面对明月时孤独和对远方亲人真切的思念。
首联从天上月、江上波到门上月光的闪动，视角不断转换，写出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动传神的月亮。
颔联诗人从江楼上俯视长江上的月色，又从写江上的月光转到写屋内的月光。
颈联诗人的视线从室内转到了室外，接着诗人又仰望星空。
尾联诗人由眼前的月亮想像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联想到与他们远隔万里共沐月光。这是诗人的美好的愿望和真情的祝愿，也是自己长期滞留异乡，久久难归的无可奈何的告慰。
全诗意境宏大、清冷寂静，从天上写到地上，从江上写到屋里，从眼前写到山林，从身边写到万里之外。但无论怎么写月亮，写月光，都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孤独与寂寞的感觉，作者远在他乡，根本无法与亲人团聚，只能借月亮遥遥地寄托一种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既然无法团聚，才会有万里共清辉的愿望。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