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所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所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分封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所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注释
灭诸侯:指秦先后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
封建:指自周以来的分封制。
郡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
汉帝:指汉高祖刘邦。起陇亩之中,刘邦出身农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过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陇,田垄。
建庶孽:指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诸侯王。
七国:指汉高祖所分封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临淄七个同姓诸侯王。
篡弑之谋:汉景帝在位时,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
王莽:西汉末年外戚,逐渐掌权后称帝,于公元九年改国号为新。
祚:皇位。
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
哀、平:西汉末年的哀帝刘欣、平帝刘衎。
晋:指西晋。
唐太宗:李世民。
武氏之杀其子孙: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民间流传《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武氏:指武则天,她十四岁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高宗时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中宗即位,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689年(载初元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执政数十年间,屡兴大狱,冤杀许多李唐宗室和朝臣。
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
五代方镇: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拥有兵权的藩镇。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这首词抒写的是江南民间迎神赛舞的习俗与男女别离容易会面难的情思。上片初看是就题写赛神会的盛况:山村江浦,铜鼓声声,幡盖阵阵,车驰风雪,热闹非凡。赛会一过,烟开云散,楚山历历,霎时间热闹不再,留给人们的是空寂与清冷。这是缘题而写,以赛神会的两种场景,衬托别情离恨之凄楚。虽是缘题而写,却别有深意:以赛会的两个场面,喻神之来去自由,反衬出人别易会难,去而不归。
如果说上片是从旁以横笔铺写的,下片则是中锋纵笔,抒写人情。“离别”句承上片末句情绪,追忆兰舟送别的苦况:艣声似也因惜别而萧索,衬托别情难耐;“玉容”句写女主人公因离别而内心惆怅,妆容消瘦。末二句写她深感聚首不易,后会难期,怀远之时,卷帘只有空阁相对。这里转而写景,离别时正是暮春三月,麦草青青,紫燕双飞,更使她触景伤怀,愁怨倍增。这是典型的以乐景写哀情,其情更哀。
这首词最大的特色在于,分别营造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场景,热闹的赛神场面与冷落空寂的女子闺阁,两者造成大起大落的对比,更好地渲染离愁别苦,也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理冲击。
这是一首咏物之词,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词一开篇,就是指点江山、直抒胸臆。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是只咏雪或只咏梅,而是花开两朵、两朵俱美。一会是一个平台上的比较,一会是各自舞台上的辉煌;既各有高低,又各有所长。从篇章角度分析,上下阕的结构是一致的:一二句,先立主旨、总领全段;三四五句,以鲜明意象,比较二者异同;把这异同的典型特征,完全袒露在作者笔下、袒露在读者眼前;其中的对比手法,恰好也照应了主旨。这样的结构意图,就是抓住雪与梅的同与不同:上阕的“全似”,下阕的“不似”,这就全面的比较了两种风流。
从段落到全篇,这首词大体可以分出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起:两种风流,一家制作。承:雪花全似梅花萼。细看不是雪无香,天风吹得香零落。转:虽是一般,惟高一着。合:雪花不似梅花薄。梅花散彩向空山,雪花随意穿帘幕。
具体看来,梅雪争春,同样风流,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梅与雪的不同。不过,异中寻同,词人偏要说“雪花全似梅花萼”。这里,雪花与梅花同在雪花仿佛就是梅花的花瓣。是啊,梅花的美丽,在于不仅有形,而且有香。雪花有梅之形,于是就输了一段香
词人的智慧,就在于丰富的想象力。风流,像风一样流芳天下,因而是世间万物的最佳典范。作者在梅与雪的映衬中,明知雪花有弱点,但却把她的弱点,放在险恶的处境中,想象为是狂风夺去了雪花能与梅花媲美的资格,这是极其高明的想象力,正是这样的想象,既说明了“全似”中的真实距离,也说明了这确实情有可原。这既是替雪花找托词,又是进一步展示了梅花的风采。
这基础上,作者归纳说,雪梅的风流看似一样,但梅花其实更高一着。前面是雪花与梅花异中之同,这里是二者终有高下、毕竟不同的现实状态。“雪花不似梅花薄”,一个“薄”字,意味深长。按古代汉语,薄通泊,淡薄即淡泊,这是一解;另一解则是薄的本义,薄即草木丛生。是啊,雪是水气的精华,而梅花是草木的精华、百花的精华、生命的精华,不愧是花中之花。所以,雪花的“不似”,表现了略逊一筹。是啊,梅花把自己的生命、把生命的色彩,装点向草木凋零、万花俱谢的雪山;雪花虽无生命,却依然善解人意的飞向人们的身边。
这就是词人最重要的比较。两种美丽的花朵,一是梅花,她挑战着寒冷的世界,以自身的豪气,呼唤着天地中生命的色彩、呼唤着天地中美丽的春天,也呼唤着天地中美丽的百花;另一是雪花,她把单调的冬天变成飞花溅玉的世界,这就是异中有同。那雪与梅各展所长,只要都是一流,又何必在意第一第二呢。这就是美丽的雪花,不卑不亢,绝无对梅花的嫉妒,只有与梅花的互补。即使不得第一,绝不与第一对立。这就是雪花,甘做背景、甘做配角,恬淡中显示雪花的美丽。
可见,词中梅雪并举,映衬之妙、拟人之巧、想象之高,就让梅与雪刚柔相济、共迎春光。其中那个“薄”字,引出了太多的争议:其一,薄字取贬义时,即意指雪花比梅花更薄一点。其二,用作褒义时,作为和严冬战斗的宠儿,怎么能比雪花更厚呢?然而词人不会取“薄”字的贬义,因为那与词人笔下的“风流”形象太不相称。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武松打虎,不能是武松打猫,贬低斗严冬的“战友”,实际就是贬低自己。因此薄字在此词为第二种说法,这也就是把“薄”理解成褒义的最好依据。
此诗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其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
首联虚实交错,今昔对照,从而扩大了时空领域。写早闻洞庭盛名,然而到暮年才实现目睹名湖的愿望,表面看有初登岳阳楼之喜悦,其实意在抒发早年抱负至今未能实现之情。用“昔闻”为“今上”蓄势,归根结底是为描写洞庭湖酝酿气氛。
颔联是洞庭的浩瀚无边。洞庭湖坼吴楚、浮日夜,波浪掀天,浩茫无际,真不知此老胸中吞几云梦!这是写洞庭湖的佳句,被王士禛赞为“雄跨今古”。写景如此壮阔,令人玩索不尽。
颈联写政治生活坎坷,漂泊天涯,怀才不遇的心情。“亲朋无一字”,得不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任何援助;“老病有孤舟”,从大历三年正月自夔州携带妻儿、乘舟出峡以来,既“老”且“病”,飘流湖湘,以舟为家,前途茫茫,何处安身,面对洞庭湖的汪洋浩淼,更加重了身世的孤危感。自叙如此落寞,于诗境极闷极狭的突变与对照中寓无限情意。
尾联写眼望国家动荡不安,自己报国无门的哀伤。上下句之间留有空白,引人联想。开端“昔闻洞庭水”的“昔”,当然可以涵盖诗人在长安一带活动的十多年时间。而这,在空间上正可与“关山北”拍合。“凭轩”与“今上”首尾呼应。
首联叙事,颔联描写,颈联抒情,尾联总结。通篇是“登岳阳楼”诗,却不局限于写“岳阳楼”与“洞庭水”。诗人屏弃眼前景物的精微刻画,从大处着笔,吐纳天地,心系国家安危,悲壮苍凉,催人泪下。时间上抚今追昔,空间上包吴楚、越关山。其身世之悲,国家之忧,浩浩茫茫,与洞庭水势融合无间,形成沉雄悲壮、博大深远的意境。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与诗人胸襟的博大,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绦《西清诗话》说:“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然未若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气象雄张,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
全诗纯用赋法,从头到尾都是叙述的笔调。以往一些学者认为诗用赋法,没有形象,没有诗味。事实上,赋法是诗歌形象化的重要手法,其特点是不注重诗的语言和局部事物的形象化,而着力创造诗的总体意境。《登岳阳楼》正是运用赋法创造艺术形象的典范。它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已经使人不觉得有艺术方法的存在,甚至不觉得有语言的存在,只觉得诗人的思想感情撞击着心扉。
全诗以自叙和抒情为主,真挚感人;写景只是三,四两句,既是实写,又想象,一“坼”一“浮”,把洞庭湖的气象描绘得壮阔而又生动。
这首《蕃女怨》写来并不见一点“蕃”味,仍是一般的思妇词。这首词写边塞的寒冷和艰苦,使思妇对征人倍增思念。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写征人忆家。
此词开头两句“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写边塞环境和气候的恶劣:沙碛荒漠,茫茫千里,大雪狂飘,塞雁惊飞。“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先写征人的装束,续写征战之苦,战情之急。丈夫如此在边关服役,妻子必然思念和怨恨。结末二句,点明题旨:“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战争使无数的妻子独守空房,画楼冷落,锦屏寂寞,尤其在杏花开放、春满人间的时候,更是令人肠断,魂断,唯有恨不断,泪不断。可谓曲尽人情。
就内容来说,此词并无新意,作者不是为了宣扬什么反战情绪,思妇的愁恨是一种纯真的感情,值得珍重与同情。这首词与《蕃女怨·万枝香雪开已遍》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互补互衬的关系,阅读时可互相参照。
在温词中,此词属于较为浅直的作品,辞藻不算艳丽,含义也还显豁。但是仍具有某些深曲之作的特点:只客观地提供精美的物象情态,而隐去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留下大片想象余地。像“画楼离恨锦屏空”与“杏花红”之间也未点明其关系。而这些物象情态的关系,很容易领悟出来,所以反而显得浅而不露,短而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