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绘了隐士们隐居之地山高林密,空旷荒凉,他们以苦为乐,心地坦然,反映了他们不满黑暗现实,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感情。开头四句是铺垫,写出商山的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以此反衬长居山中的人;接着四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折射出隐士们洁身自好、苦中寻乐的高尚情操;最后两句以唐虞盛世为衬托,抒发了他们既向往美好的社会,又对现实完全失望的慨叹。
全诗直承《诗经》四言古风,质朴无华,短短十句四十字,四位隐沦高士的形象栩栩然跃然纸上。
诗的前四句以反兴起笔,四句铺陈,描绘了荒凉艰险的生活环境:抬头是其高无极、令人感叹的万里皓天,低头便见蛇曲逶迤的深谷。四周除了莽莽苍苍的野树,便是重峦叠嶂的高山,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与禽兽为伍,跟人世幽隔。但是,这一层形象鲜明的图画正是为了反衬长居其中的人,可谓铺垫有力。
第五句至第八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他们奇特的感受:悬崖山洞是居室,青石、藤罗、野草作床帐,润泽可爱的灵芝草,足够疗饥,足以养身。作者善于遣词造句,巧于写景状物,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奇特而优美,把在山中的居住和吃食写得诗意盎然。这四句以苦为乐的描写,是首四句艰苦环境的必然结果,而隐士们苦中寻乐的异乎寻常的乐观和坚定又带来巨大的疑问,从而自然引出下一步的抒情,进而阐述产生这种特殊生活态度的动机。
最后两句是含蓄的抒情,包含着深广的现实内容。作者把唐尧虞舜的原始时代看作是太平盛世,这固然是以思古之悠情奏不满现实的弦外之音,作者憧憬着美好的政治局面,盼望出现招贤选能的明君,但现实使隐士们失望,使隐士们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吾当安归”一句,实在是对现实政治的最尖锐的批判。他们宁愿躲进深山,与麋鹿为伍,看百鸟安翔,饥餐野菜,渴饮泉水,而不愿忍受暴政压迫,不愿目睹黑暗的现实。这种消极的反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断出现,可见这类知识分子信念之坚定。
这首诗反映四皓“洁己修道,非义不动”的处世思想。通过描绘四皓隐居之处山林荒凉,抒发了他们身苦心乐的隐居之情,表现了他们不满黑暗社会、乐于隐居生活、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全诗章法谨严,写险恶之景以铺垫,反衬人物以苦为乐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趣,以景托情,抒情含蓄隽永,有汉代人质朴诚恳的务实作风。
前一部分六句着重颂扬敦煌太守的政绩。从三个角度写。前两句从太守自身角度写。首句直接点出颂扬对象及他的才能和贤德,即才德兼备。次句既用“郡中无事”写辖境地方太平,又以“高枕眠”写太守从容自如,举重若轻,其中又颇含高士的雅致,从而以具体形象补足上句“才且贤”。从“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园里人种田”两句所勾划的和平劳动、安后乐业的图景中,可以看到太守的政绩是卓著的,他又是怎样的“才且贤”,这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后两句从百姓反映的角度写。诗人着意选取了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敦煌耆旧”,写他们对太守的看法。他们饱经沧桑,有丰富的阅历,有前后的比较,是敦煌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对太守的政绩无疑是个极有力的烘托。通过以上六句层次分明、周到而又得体的赞扬,敦煌太守的“才且贤”已被写得十分突出。
诗的后半部分写后庭酒筵场面。也分别从各个方面来铺写。先写酒筵的环境:月出城头,星斗满天的良宵。次写写席间陪酒的美女,着重写她们打扮的艳美,以衬托“锦筵”二字。而醉后游戏场面写得很细致,很有兴味;最后以“此中乐事亦已偏”作总的归结。这段描写,既注意到酒筵的时间顺序,又注意到酒筵的各个方面;筵前的气氛轻松恰悦,筵中和醉后写得气氛热烈。诗人经历了长途跋涉来到敦煌,在这样一个塞外晴朗的月夜,参加了这样一个筵会,因而诗人的心情是极欢快的。
岑参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而欣慰的感情,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诗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太守到来”。地方官的能政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固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的劳动,诗人这里的称颂未免有过份之处。而且,把后幅描绘的花团锦簇的酒笼与前幅“黄沙破里人种田”相对照,就表现了作者阶级意识的流露。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