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白鸟集，今年黄鹄飞。
昔为江上潮，今为山中云。
江上潮有声，山中云无情。
一年足自念，况复百年长。
但存松柏心，天地真茫茫。
去年白鸟集，今年黄鹄飞。
昔为江上潮，今为山中云。
江上潮有声，山中云无情。
一年足自念，况复百年长。
但存松柏心，天地真茫茫。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诗。一二句写鱼梁洲渡头日暮十分喧闹，并以此衬托诗人沉静和洒脱超俗的胸怀。三四句写人们归家，诗人去鹿门，写出了世人与诗人不同的归途。五六句写月光照耀，夜登鹿门山的情景，表现出隐逸的情趣和意境。最后两句写庞公隐居之所，岩壁门外，松径寂寥，只有诗人与山林相伴，与尘世隔绝，诗人恬淡超脱的隐士形象跃然纸上。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写诗人傍晚江行的见闻。
首句写白昼已尽，黄昏降临，幽僻的古寺传来了报时的钟声，次句写沔水口附近的渔梁渡头人们急于归家时抢渡的喧闹，首句表现的是安宁静谧的环境，次句却表现喧嚣，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比照，这是远离人寰的禅境与喧杂纷扰的尘世的比照。
第二联，前句承“渔梁”诗意，是写村人各自上岸还家；后句承“山寺”诗意，写自己回到鹿门。这两句是以人归引出自归，作为前文的具体补述。两种归途展现两样不同的心境，这又是一个比衬，从中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的隐逸志趣和不慕荣利的淡泊情怀。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中鹿门山的林木本为暮霭所笼罩，朦胧而迷离，山月一出，清光朗照，暮雾竟消，树影清晰。诗人完全被大自然陶醉，他忘情地攀登着崎岖的山路，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庞公昔时隐居的地方。这微妙的感受，亲切的体验，表现出隐逸的情趣和意境，隐者为大自然所融化，至于忘乎所以。孟浩然仰慕庞公的志节，他在《登鹿门山怀古》中也吟有“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的诗句。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中这“幽人”，既指庞德公，也是自况，因为诗人彻底领悟了“遁世无闷”的妙趣和真谛，躬身实践了庞德公“采药不返”的道路和归宿。山岩之内，柴扉半掩，松径之下，自辟小径。这里没有尘世干扰，唯有禽鸟山林为伴，隐者在这里幽居独处，过着恬淡而寂寥的生活。
全诗虽歌咏归隐的清闲淡素，但对尘世的热闹仍不能忘情，表达了隐居乃迫于无奈的情怀。感情真挚飘逸，于平淡中见其优美，真实。显然，这首诗的题材是写“夜归鹿门”，颇像一则随笔素描的山水小记。但它的主题是抒写清高隐逸的情怀志趣和道路归宿。诗中所写从日落黄昏到月悬夜空，从汉江舟行到鹿门山途，实质上是从尘杂世俗到寂寥自然的隐逸道路。
此诗通过描写诗人夜归鹿门山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诗人的隐逸情怀。整首诗按照时空顺序，分别写了江边和山中两个场景，先动后静，以动衬静，写出鹿门清幽的景色，表现诗人恬静的心境。
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朱熹在词中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儒家哲学思想，一改原诗的消极情绪，推陈出新地化出了积极意义。词人登上秋山后，倒影在江水中的无限秋景映入眼帘，却只落笔在“云影”二字，意境深远。此时仰头又见大雁欲飞向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紧接着，词人自问“携壶结客何处”，答得却是“空翠渺烟霏”。语间似答非答，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那烟雾缭绕漫山碧翠中。
交代了时令、景致、人物，词人开始借机抒发人生感慨。他说尘世多俗事，营营扰扰，难得有畅心的片刻。但是今日不同，不但可以登山，还可以把紫萸、黄菊插满头，玩得尽兴了再回去。“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壮阔抒怀，颇有几分及时行乐的意味。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好似词人当面劝酒，要同行宾客趁着这良辰美景酩酊大醉一次，无须推辞，浪费美好光阴。“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一句，词人把人生在世比作寄生，既然它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何苦对着落日余晖自伤自怜。
之后，词人的思想穿越古今，词境顿然开阔。他想到古往今来，沧海桑田，有无数的春花开了又谢，亦有无数日的月亮盈了又缺。在词人看来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恒定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循环变化的存在，自然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那更有危机”是说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不会再有危机感。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化用了春秋齐景公的典故。有一次，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着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流露出一种无法挽回逝去时间的伤感。朱熹反问“何必独沾衣？”人世无常，变幻难定，无人幸免，所以无须太执着。
杜牧在诗中的旷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令人压抑。而一经朱熹化用之后，把自然与人生结合，成为了积极面对人生的寄语。词人点石成金，以理性的思辨解读生活和自然，不失为大快人心。
此词上下阕都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写得明白如话而又清新幽默。上阕写博山道中的外景。南临溪流远望如庐山之香炉峰，足风其景秀美。上阕头三句，写得颇有季节特点，特别是“骤雨一霎儿价”，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夏日阵雨的特点。阵雨过后，斜阳复出，山水林木经过了一番滋润，愈加显得清新秀美。“风景怎生图画”一句，以虚代实，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同时又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青旗”二句，点出了酒店，交代了作者的去处，既与下阕“午醉醒时”相呼应，同时又点出作者闲居生活感到百无聊赖。从词的意境上说，这二句把画面推向了更深一层，别有一番风致。七、八二句是抒情，说只想在山色水光中度过这个清闲的夏天。句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
下阕开头，写酒家周围的环境。“午醉”一句，同上阕“青旗”相呼应，“松窗竹户”当为酒家的景致。作者酒醉之后，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只见窗外松竹环绕，气度萧洒脱俗，十分幽雅。这首词的上下阕在时间上有个跳跃，由“午醉”加以过渡，从而增强了上下两阕的紧密联系。“野鸟”二句，运用传统的动中取静的写法。唯其动而愈见静。辛弃疾正是运用了这种手法，把酒家的环境写得十分幽静，但正是通过这“静”来反衬出他心中的不平静。紧接着由“野鸟”带出白鸥，由景入情，写得十分自然。作者用了“鸥盟”的典故。鸥盟即是隐居者与鸥为伴侣。意在表明自己决心归隐，永与鸥鹭为伴。“却怪”二句极显诙谐，旧友白鸥怎么啦？觑着词人欲下不下，若即若离。因而最后三句接着问，莫非是新来变了旧约？这三句向白鸥提问，显得十分幽默，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襟怀，流露出他孤独寂寞的况味。此外，这三句笔势奇矫，语极新异，令人玩味不已。
作者隐居带湖，主要是由于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多少带有一点无可奈何。这种浪迹江湖的生活，并非是他所追求的。因此，他在表现一种超脱的闲适之情时，仍然不时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不平静来。从整首词来看，有些句子显得悠闲自得，实质上是作者深感百无聊赖而自作宽解罢了。一种希冀用世的心绪，还是时隐时现的表露出来。
在这首词的小序中，作者标明“效李易安体”，而李易安即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的大宗，这说明，作者虽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在“龙腾虎掷”之外，又不乏有深婉悱恻的情调。他的这首“效李易安体”之作，着重是学易安“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金粟词话》）的特色。其中诙谐幽默的成份，则纯属自己的个性。这正为读者提供了一位伟大作家“博取”的例证。
此词先从赞美丰乐楼入手，再叙登楼之感受，续之以主人在楼上宴客之过程，终以描述宴散作结。全词四阕，一气呵成，不落雕琢痕迹，充分显示了词坛名家之手笔。全词分为四段。
第一段，写新建丰乐楼的地理位置及其景观。首韵写丰乐楼建在烟波浩渺的西湖岸边。“天吴驾云阆海”一句不仅写西湖水天空阔，而且以水神驾云的形象开章，既展示此处空气清新温润，又赋予神异色彩，出笔不俗。“凝春空灿绮”言此时是早春二月，春风骀荡，春花璀璨，斓漫如绮罗。“倒银海”一韵，写西湖水秀与丰乐楼倒影之美。“四碧天镜倒际”一句，既写西湖水清如碧，又写水平如镜及浩渺倒际。“彩翼曳”一韵，写丰乐楼的宏伟壮丽，“扶摇”化用《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在词中借指楼直耸云天，言其宏伟。“宛转”写楼形外观层叠婉转多姿。“彩翼曳”写楼的挑詹如彩鸟翅翼高高翘起，似飞腾摇曳。“雩龙”写曲折的画廊如游龙舞动，“降尾交新霁”，描绘画廊曲折隐没，犹如龙在风雨新晴时的出没倒时。“近玉虚高处”一韵，写楼之高耸，可上接天庭，似能听到天神笑语。此段多用夸张、摹状。
第二段，写登楼之所见。“清濯缁尘”一韵，言人醉倚高栏上，放眼远望，满目清新，似乎世俗的尘垢已洗涤一空，颇有出离尘世之感。“面屏障”言面对西湖近山，可见薜荔、女萝、莺花，闪烁着一派金黄色，又一一掩映在绿丛中。“惯朝昏”一韵，言站在高楼上，倒论清晨或黄昏，看那晴光、雨色都令人神往。还可听到燕语呢喃，看到燕衔紫泥，落红飘洒，随水远去。此景所写非一日一时之所见。“步新梯”一韵，言登上新梯，步步高升，如临仙境，忘却年华，顿怀出世之情。此段用笔多想象与联想。
第三段，写京尹赵节斋在楼上宴请宾客的盛况。“麟翁衮乌”一韵，写京尹赵节斋着官服与宾客欢聚一堂。“以役为功”二句，写京尹以役建楼，成为一大奇景。“明良庆会”一韵，写宴请宾客正值良辰，客人中有的吟诗作赋，互相唱和；有的妙手丹青，作画倍添雅趣。“隆都观国”句，写站在高楼上俯视，可远观万国之景，“平瞻太极”句，写在楼上平视，可见到京城街道犹如秋露遍洒，润不生尘，街衢牌楼以美玉饰其题额，十分华美。此段多以实笔描绘宴会盛况。
第四段，继写观京城之景并发感慨。“清风观阙”一韵，写在清风丽日中观看京城宫阙。“正午长漏迟”一句，表面似写宫中一片安谧静穆，实暗含对当权者怠于朝政的微辞。“为洗尽”一韵，笔墨宕开，希望当权者摆脱酒色金迷的生活。“脂痕茸唾”指脂粉美色。“茸睡”化用李煜《一斛珠》：“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净卷曲尘”以酒曲代指饮酒。“永昼低垂，绣帘十二”，此写后宫的宴饮达旦，“永昼低垂绣帘”似有“从此君王不早朝”之意。“高轩驷马”一韵，写身为命官应具有屈原的品格。“峨冠鸣佩”化用屈原《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峨冠长佩之服喻高尚品德。“御炉香、分惹朝衣袂”言为官者不仅是身穿官服，出入朝廷，分惹御炉香味而已。最后以“碧桃数点飞花”一韵作结，此写景，以景喻比意。此韵表面写仙桃开花，数点飞落，涌出宫廷，迎春风飞扬于万里高空。实则与第一段歇拍“近玉虚高处，天风笑语吹坠”，第二段歇拍“藐视年华，顿非尘世”相呼应，以暗喻委婉之笔希望新建丰乐楼的主人远离黑暗的尘世，步入理想境界。
全词章法严谨，脉络贯串，层出不穷。第一段讲新建丰乐楼的地理位置，宏伟壮丽。第二段写登楼所见，有近景、远景、实景、虚景。第三段写建楼的京尹节斋宴请宾客之乐。第四段继写京城景观，引发感慨万端。此处揭示题旨。在景物描写，使事用典中寄托深意。
另外，此词善于炼字炼词，虚字实字错综组织，以实化虚，以虚化实，以动衬静，以静衬动，使词语飞动灵活富有表现力，颇有高华密丽之风。如写西湖广阔，则日“天吴驾云阆海”，以‘阆海’言其浩渺倒际，以水神驾云的形象，不仅形容水域广，而且写出水的润泽，“驾云”二字将西湖静景化为动景，并赋予神话色彩，其高华密丽可见。再如写丰乐楼在西湖的倒影，则日“倒银海、蘸影西城，四碧天镜倒际”。此不仅写出楼的倒影，而且将西湖水的平静、色彩、宽阔一一托出。又如写楼檐高翘，则曰“彩翼曳”。一个“曳”字化静为动。此外，此词中化典创新词，随处可见，如“天吴”、“扶摇”、“雩龙”、“隆都”、“茸唾”、“峨冠”、“修禊”等等。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