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左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左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左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自宋以来，不少正统词论家指责柳永的俗词，因为这些“淫冶讴歌之曲”不合封建社会道德和正统文人的审美趣味，所以历代词选很少收录这类词。其实只要不具艺术偏见，仔细研读柳永俗词便不难发现，它是很有思想意义和艺术水平的。正如这首《驻马听》，它是柳永词中专写男女别离相思的一篇，通篇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完全摆脱了即景传情和因物兴感的俗套，采用直言的方式来抒情。全词写得直率明快、真情洋溢、深挚感人。
整首词采用线型的结构，按照情节的顺序从头写起，层次清晰。上片纯属忆旧。“凤枕鸾帷”三句是写词人沉溺于往日甜蜜爱情生活的回忆里。这段幸福的生活虽只有“二三载”，在整个人生旅程中是短暂的，却因两心相照，“如鱼似水”般的和谐而令人难忘。“良天好景”三句承上而来，写出了词人为留住这份恋情而小心尽意的情态，一“良”一“好”，写出了相聚时光的美好；一“深”一“多”，写出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恋情深。“奈何伊”三句转而写女子的性情和骄纵，这又是紧承上一层意思而来，正因为词人的“尽意依随”，才使得妻子放纵恣肆，撒娇任性，有时简直无法忍受。接下来，“无事孜煎”三句，重笔渲染相恋双方时时因琐事而生纠葛，但终因情意绵绵不忍分离。“怎忍”二字写出了词人依依不舍的情态，”分离“二字又为下片写离别后相思之情做铺垫。这一串直言不讳的回忆，平中见奇，层次井然，章法分合有序，给人以曳生姿的美感。
词的下片转而伤今。“而今渐行渐远”二句，紧承上片而意脉不断，一个“而今”便将全词由忆旧转为伤今。“远”字加大了空间与情感的距离，三个“渐”字，以细腻的笔触极为准确地变现了词人渐行渐远，愈加难以抑制对所爱的相思之情，“虽悔难追”则写出了懊悔轻别而又已然分别的矛盾和无奈。这两句虽只有十二字，却交代了词人此刻的处境、心情，含蕴深厚。根据这种情形，即使寄去消息，终究也是白费。分别的双方固然可以飞雁传书，但接下来词人却否定了这种做法，“漫寄消寄息，终久奚为”，分别用了“漫”、“奚为”等词，委婉地道出了唯有相聚方能解相思之苦。“消息”两字分用，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拟重论缱绻”承接上句，直写自己有意和妻子复合，已不再似前句那般委婉。“争奈翻覆思维”写词人反复思考，“争奈”表转折，“翻覆思维”为下文作铺垫，说明词人接下来的话并不是随后一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这几句丧气话，表面看来有点煞风景，但实际是一个久经忧患者对人情世故的清醒认识，是情感和哲理的巧妙结合。
柳永的这首词在写法上颇具特色，同是思慕爱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国风·秦风·蒹葭》）是含蓄的写法，“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国风·周南·关雎》）是直露的写法。柳永的这首词就是“辗转反侧”式的，而且更加赋化，更加直露，更加一览无遗。写尽了他对所爱的种种相思。他和前人写男子思恋反托女子口吻，且要借助高远意象，如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不同，也和同时代的词人，只是点到为止，随即便借助深邃的景语宕开，如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不同，他只以自己的口吻直露地抒情，一泄无余，一吐为快。
上片是回忆之语，再现当时送别梁耿的情景。在一个晴朗的傍晚，夕阳低垂，斜晖映照着河水，一派晴明色彩，然而友人却要在此时远去了。“晴川”历历可见，但见那一叶孤舟载着浓重的离愁徐徐离去，他们从此天各一方，这怎不使人万分惆怅！“携”，离开。开头两句点明送别时间及自然景象，流露出不堪分别的沉重心情。第二句与第三、四句之间，有一段目送孤舟的过程的跳跃，留下了引人想象的空白。这中间没有写如何伫立岸边久久凝望，没有类似“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展现，而实际上正是目随孤舟，渐望渐远，才把平野吸入眼底。这时只见野地平阔，春草绵延，暮归的飞鸟在旷野上忽远忽近地飞旋。鸟儿归飞，既是所见，亦是触物起兴，引起送别伤情——鸟儿尚能自由飞翔，傍晚聚归，而人却在这薄暮中随着流水漂移而各分东西了。这其中透露着对友人飘零天涯的感慨和自己被谪的痛楚。在送别之际，极目望高鸟，那无限怨怅真难以抑制；回忆那送别情景，又是多么苍茫悲怆！
下片写别后情景，抒发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和被谪的遗恨。“白云”“明月”两句写思情的绵长悠远，自己常望着云和月怀想梁耿。“千里万里”状关山之阻隔难越，“前溪后溪”状自己所处之境地——苕溪有东苕溪与西苕溪之分。放眼能见的只是飘浮在万里长空的白云，而友人在何方呢？白云是否也能把自己的思念带给天边的友人呢？皎洁的月光照着溪流，它也该同样照着随流水远去的友人。谢庄《月赋》云：“隔千里兮共明月”。望月怀人，明月也似有情，把自己的思念捎向远方。对月望云，云和月在这里都是切切思情的寄托物。最后两句抒写自己与友人被贬谪的悲恨，进一步点露别情之深长是由于两人有共同的命运。“长沙谪去”，用西汉贾谊因遭权贵中伤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一事（贾谊因此被后人称为“贾长沙”），表达了郁结于心头的怅恨。这“恨”既为梁耿被谪而发，亦交织着作者自己遭贬的痛苦。对梁耿的深切思念，正是基于这被谪的共同遭遇，谪中的别恨愈见深沉，令人心碎。在这次友人聚于苕溪的宴集上，独不见梁耿，此“恨”更长。这因谪而加浓的思情可视为贯穿此词的感情主线，这句也可视为点明离别的感情内容的“词眼”所在。这种关于送别的回忆及别后的思念，不是一般的儿女别离之意、亲人分隔之情，而恰恰是谪客之别情。谪中之别，愈见悲恨相续。末句用江边泽畔春草萋萋的形象，来暗示这种分别的遗恨的深长。《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后人就常以春草绵绵来象征别离的不断思今。想念远谪的友人，望着蔓延的春草，更令人黯然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