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说《周颂·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之作，不仅与诗中“维予小子”的成王自称不合，也与全诗文意相悖。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诗意看，《周颂·敬之》的主动者都不是群臣，而是嗣王（即周成王）。诗序之所以说“群臣进戒嗣王”，或许是出于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叛乱、克绍基业而又有所巩固发展的考虑，其善意用心无可厚非，却并不合乎实情。
此时的成王，已逐步走向成熟，他在《周颂·敬之》中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对群臣的告戒和严格的自律。
首六句为第一层。成王利用天命告戒群臣，由于他的天子身份，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威势。“天维显”、“命不易”，形式上为纯客观的叙述，目的则在于强调周王室是顺承天命的正统，群臣必须牢记这点并对之拥戴服从。对群臣的告戒在“无曰”以下三句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其中“陟降”只能是由周王室施加于群臣的举措，而“日监在兹”与其说是苍天的明察秋毫，不如说是强调周王室对群臣不轨行为的了如指掌，其震慑的意旨不言而喻。
后六句为第二层。年幼的成王，面对年龄较长的群臣，往往采取一种谦恭的姿态，这里表达严于律己的意愿更是如此。成王自称“小子”，承认自己还很缺乏能力、经验，表示要好好学习，日积月累，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负起承继大业的重任。但是，群臣却不能因此而对成王这位年幼的君主轻略忽视，甚至可以玩之于股掌，成王并没有放弃对群臣“陟降”（此处偏重于“降”）的权力，也没有丝毫减弱国家机器“日监在兹”功能的打算，更重要的是，成王的律己，是在以坚强的决心加速自己的成熟即政治上的老练，进而加强对群臣的控制。年幼而不谙朝政的成王，群臣对之或许有私心可逞（但还会存有对摄政周公的顾忌）；而逐渐成熟的成王，决心掌握治国本领而努力学习的成王，群臣对之便只能恭顺和服从，并随时存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诗中的律己也就产生了精心设计的震慑。
《周颂·闵予小子》《周颂·访落》《周颂·敬之》《周颂·小毖》这一组诗，诗中由“闵予小子”、“维予小子”、“维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称，可以体现成王执政的阶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长和执政信心的逐步确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哀时命》是汉朝时被压抑、被排斥的正直知识分子的自哀之作。赋以屈原一生遭遇为主线，自哀像屈原一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也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迷茫。全文篇幅短小精悍，感情真挚，纯属骚体，保持了汉代早期骚体赋所具有的特点，是咏屈赋中的佳品。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说明所谓“哀时命”，即是哀叹时势与命运。世俗不能容纳我，我也不堪忍受这浊世，作者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及古人，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所以他希望远走高飞，去到昆仑山上的悬圃，再去钟山上采摘玉英。然而，走得再远，也抹不去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第二段描绘出作者的精神仍肆意游荡在天地之间，他想效法伏羲、唐虞、大禹及商汤，虽知困顿也不改变操守兮，终不因邪恶妨碍方正。如今世俗之人都在结党营私、勾肩搭背，而且想将斗与斛混为一体，贤者只好远离而隐藏。他希望向君王当面陈词而效忠，可惜楚王灵修不觉悟。以后怎么走，走向哪里？道路不明而甚是艰难。
第三段作者描述自己心中的愁苦，他怨恨世人手握刻刀而不会使用，操持规矩而不能画出方圆。让骏马在庭院中奔跑，怎么能够彰显出它的能力。将猿猴放进囚车牢笼，又怎么能够看到它的灵巧？所以他还是寄希望于仙人，飘飘荡荡悠游于世外，不再为世俗之事烦恼。
第四段作者反思：鸾凤翱翔于云层，所以弓箭也不能施加于它。蛟龙潜藏于深旋之渊，身体也不能挂上网罗。知晓贪食香饵而接近死亡，不如向下游动于清波。说明作者认识到，只有远离这浊世，才能远离祸端，所以他想要幽静隐居，甚至于想要扔掉这个臭皮囊，回归到沉寂安静而无生命的状况。
从全文来看，作者于文中提及“时暧暧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表达了作者感怀时光渐渐离去，但是自己却默默无名之意。此种心志反映了古时文人期待国君选贤与能，能一举发挥自己的长才，实现人生的志愿。因此和屈原的忠贞爱国的心志有所不同。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耿直清白。 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老冉冉而逮之 ，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缺少创造性，然而在内心情感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
第一首诗写水乡姑娘的采莲活动。
吴姬、越艳、楚王妃三个词连用，铺写出莲娃们争芳斗妍，美色纷呈的景象。第二句正写采莲活动，从“争弄莲舟”来看，似乎是一种采莲的竞赛游戏。唐汝询说：“采莲之戏盛于三国，故并举之。”（《唐诗解》）因为要划船竟采，顾不得水湿衣衫。采莲姑娘那好胜、活泼、开朗的情态就通过“水湿衣”这个细节表现出来。
她们划着采莲船来到一个花的世界，而最后两句点出她们直到月上江头才回去。诗人不急着写回程，而是插叙采莲女来的情境，她们来时被花儿所迎接，可见花儿是很乐意为她们所造访，而隐着一层写她们对采莲这一活动是非常喜爱，近乎于享受。当她们回去时，那月儿实际上也就是花儿，便依依不舍地送她们了。“花迎人”和“月送归”运用了拟人手法，把整个采莲活动的现场给写活了，极富诗意，写荷花迎接采莲女和月亮送别采莲女，实际上还是为了表现采莲女之可爱。
这首诗通过几个动词淋漓尽致地将采莲女应有的性格——活泼开朗表现出来，并以花、月、舟、水来衬托女子的容貌，可以说这就是一部小电影，对刻画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形象而别有韵味。
第二首诗可以说是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幅活动的画面上明显地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诗歌在开始就展现出一幅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美丽画面采莲女的罗裙和荷叶的颜色一样青翠欲滴。比喻虽不新奇，但用在此处却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既描绘了田田的荷叶，又写了采莲女美丽的衣裳，两者相互映衬，恍若一体。尤其是“裁”字，用得极其巧妙，罗裙是裁出的，可是此处也用在荷叶上，似从贺知章《咏柳》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句中得到了灵感，让人感到荷叶与罗裙不仅颜色相同，似乎也是同一双巧手以同一种材料制成的。由此又让人不禁联想到屈原《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感受到这些女子如荷花般的心灵。娇艳的芙蓉花似乎都朝着采莲女美丽的脸庞开放，明写荷花，实则为了衬出人之美，采莲女的美丽，不是闭月羞花式的惊艳，而是如阳光般健康温暖，似乎能催开满池的荷花。这两句诗本自梁元帝《碧玉诗》“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王昌龄的这篇较之则更胜一筹，意义更为隽永。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诗的第三句“ 乱入池中看不见” 是对前两句的补充和深入。它有两重含义：一是突出荷田的稠密, 使人荷莫辨更真实可信；二是突出了观望者的感受和心理活动。其中“ 乱” 字用得十分微妙。末句“ 闻歌始觉有人来” 除了从另一面说明少女被荷田遮蔽与消融，难以被观望者发现以外，又写出一种声音的美，增添了诗的活泼情趣“。乱”字既指采莲女纷纷入池嬉笑欢闹的场面，也可指人与花同样娇嫩难以辨别，眼前一乱的感觉而“看不见”呼应上文，也更显荷叶罗裙，芙蓉人面之想像了，同时也虚写了荷塘中花叶繁茂，人在其中若隐若现之景，并引出下句：“闻歌始觉有人来。”这一句描写细腻入微，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诗人当时真实的感受。“始觉”与上句“看不见”呼应，共同创造出了一种“莲花过人头”的意境。“闻歌”也与“乱”字呼应，悠扬动听的歌声表现出她们活泼开朗的天性，同时也为整个采莲的场景添上了动人的一笔。
这首诗句与句联系紧密，意蕴深远，精雕细琢却给人带来清丽自然之感，可以看出王昌龄炼字炼意的高超技艺，对中晚唐的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
吴江指滨临太湖东岸的吴江县。这首词主要写作者乘船漂泊在途中倦懒思归之心情。
起笔点题，指出时序，点出“春愁”的主旨。“一片春愁待酒浇”，“一片”言愁闷连绵不断。“待酒浇”，是急欲要排解愁绪，表现了他愁绪之浓。词人的愁绪因何而发，这片春愁缘何而生。接着便点出这个命题。
“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上片这五句，用跳动的白描笔墨，具体描绘了“舟过吴江”的情景。这“江”，就是流经吴江县的吴淞江，即吴江。一个“摇”字，刻画出他的船正逐浪起伏地向前划动，带出了乘舟的主人公的动荡漂泊之感。一个“招”字，描写出江岸边酒楼上悬挂的酒招子正在迎风飘摆、招徕顾客，也透露了他的视线为酒楼所吸引并希望借酒浇愁的心理。这两句都着笔于景物的动态。句中特别点出了吴江的两个引人注目的地名，表现他的船已经驶过了秋娘渡和泰娘桥，以突出一个“过”字。这个渡口和桥都是用唐代著名歌女的名字命名的，船经此处，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作者偏偏挑出这两个地名，这里透露出他触景生情，急欲思归和闺中人团聚，漂泊思归，偏偏又逢上恼人的天气。作者用“飘飘”“萧萧”描绘了风吹雨急，并连用两个“又”字。表示出他对这“不解人意”的风雨的恼意。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首句点出“归家”的情思，“何日”道出飘泊的厌倦和归家的迫切。想象归家后的温暖生活，思归的心情更加急切。“何日归家”四字，一直管着后面的三件事：洗客袍、调笙和烧香。“客袍”，旅途穿的衣服。调笙，调弄有银字的笙，烧香，点熏炉里心字形的香。这里是白描，词人想像归家之后的情景：结束旅途的劳顿，换去客袍；享受家庭生活的温馨，娇妻调弄起镶有银字的笙，点燃熏炉里心字形的香。白描是为了渲染归情，用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来突出思归的心绪。作者词中极想归家之后佳人陪伴之乐，思归之情段段如此。“银字”和“心字”给他所向往的家庭生活，增添了美好、和谐的意味。
下片最后三句非常精妙。“流光容易把人抛”，指时光流逝之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化抽象的时光为可感的意象，以樱桃和芭蕉这两种植物的颜色变化，具体地显示出时光的奔驰，也是渲染。蒋捷抓住夏初樱桃成熟时颜色变红，芭蕉叶子由浅绿变为深绿，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转化为可以捉摸的形象。春愁是剪不断、理还乱。词中借“红”“绿”颜色之转变，抒发了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感叹。
词人在词中逐句押韵，读起朗朗上口，节奏铿锵。大大地加强了词的表现力。这个节奏感极强的思归曲，读后让人有“余言绕梁，三日不绝”的意味。《一剪梅》这个词牌，有叶六平韵和逐句叶韵两种写法。作者采用了逐句叶韵的格式，读起来更加铿锵悦耳。他还充分发挥了这种格式中四组排比句式的特点，加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节奏感。这都使它更像一支悠扬动听的思归曲，增添了它的余音绕梁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