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垓的《渔家傲》在写作手法上与其他诗词相比，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别具一格的谋篇布局。一般表现男女离别之情的词作，都是以泪洗面，依依不舍的场景描写，扣人心弦。这首词却撇开这些不写，而把描写的场面集中在离人的船上。它通过倒叙，把前夜的聚会，叠印在当日的悲离之中，用当前的相思苦，反衬出以前的相爱之深，从而形成虚与实、悲与欢的对照。这就使得它画面集中，表现深刻。二是独辟蹊径地构想了一个极富表现力的小情节，即在结尾处所写，让残阳传达相思之苦。不过，它的真正目的，并非是通过落花来传情达意，而仅仅是表现自己的一片真心与痴情，减轻一点相思之痛苦罢了。
上片着意描写与情人分别后船行江中的所见所感。
首三句写春江春雨景色：自己乘坐的小船在烟雨朦胧中行进，到处都是湿湿润润的；燕子在碧绿的江面上纷纷点水嬉戏；两岸的青山若隐若现，倒也可以随意寻认。这些烟雨朦胧中的景物自然是很美的，但又处处暗示出一种忧郁的气氛。“人寂寂”二句也是写景，却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人寂寂，既指两岸人影稀少，也指自身形影相吊，象离群的孤雁。“落花芳草催寒食”是一种风趣的拟人说法，意即落花缤纷，芳草萋萋，寒食节要到了。古代的寒食节是一个以亲朋友好相聚赏花、游春为主要内容的欢乐的节日。词人于节前离开情人，想必是出于不得已，难免更添几分惆怅。
下片着意表现不堪忍受的相思之苦。“昨夜青楼今日客”二句点明自己何以感到孤寂与忧伤，那是因为前晚还在青楼（泛指妓女所居）与心爱的人儿欢聚，此时却成了江上的行客，这骤然离别的痛苦叫人怎么忍受得了。想借东风把心中的愁云惨雾吹散吧，只因愁恨如山，东风也吹它不动。在百般无奈中，终于想出了一个排解的新法，那就是后三句所写：将岸边、洲头飞来的落花（即残红），小心拾起，写上自己的愁苦，撒向江中。可是流水太急，不知会漂向何处，意中人怎能看到，这些爱情的使者又向谁传递消息呢？言外之意是愁还是愁，怨还是怨，相思仍如春江水，无止无息。这几句显然是由唐人的红叶题诗的故事演化而来，不仅十分自然，其表现力也超过了原故事，实在是一种再创造。
在古代，有许多文人骚客，每当他们遇到不顺心，难以排解的事情时，譬如，科场失意，官运不佳，爱情坎坷，他们便不惜花费许多时间、金钱去青楼寻花问柳，寻求一时解脱。这首词所描绘的就是这种落魄文人的浪漫生活。这种题材在婉约派诗词中很常见，但在写作上，作者颇费心思，没有落入别人的窠臼。
诗以议论发端。开始两句说，要论山水的优美，襄阳远远胜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是古代越国的都城，以山水秀丽著称。孟浩然刚从越地而归，拿襄阳山水与会稽比较，是很自然的。前二句传达出山是故乡美的热爱故乡之情。笔锋一转，诗人的笔落在望楚山上。孟浩然喜爱游览，一生踏遍了襄阳的山山水水，这座望楚山却一直没有登览过。写未登望楚山，是为了下文写登望楚山。这样写是突出望楚山在诗人心中的地位。
五六句写远望望楚山。望楚山的石崖像刀劈那样陡峭，周围的山都伏在望楚山脚下。诗前句用比喻，后句用比较，表现望楚山的陡和高。七句到十句写登望楚山。在晴朗的天气里登上望楚山，极目远眺，一直看到天的尽头。从看得远写望楚山的高，这是从虚处落笔，让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后两句再从实处写。极目南望，巨大的云梦泽只有巴掌大小，而桃花源隐在迷迷蒙蒙的花中。云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湖泊，横于大江南北，方圆九百里。武陵在今湖南常德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襄阳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即使望得再远，也不可能望见湖南的梦泽和桃源，而且沧桑变换，唐时云梦已大多成为陆地，名存实亡。诗利用视觉的近大远小，把千里大的云梦缩成巴掌大小，把本来不可见的桃花源写得隐约可见，正是通过想象与夸张，渲染望楚山之高。一般诗写山高都是尽力夸张山如何高耸入云，而这里将云梦武陵缩小，作为望楚山的陪衬，不落窠臼，别有意趣。这样，诗在表现望楚山高的同时，也表现出诗人的高远博大的胸襟。这两句诗文辞优美，诗意盎然。
入夜，诗人才下山回家，足见诗人游兴之高，足见望楚山之令人流连忘返。接着诗人又由下山宕开，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月夜山溪图：骏马踏着银色的月光，从山上奔驰而下；月儿透过薛萝映在深深的溪流上，宛如沉璧。
诗以描写望楚山的高峻和登山的所见，描绘襄阳的江山形胜之美。诗格调冲淡，就中又“文采丰葺”（殷璠《河岳英灵集》），显出似淡实腴，“采秀内映”（《河岳英灵集》）的特色。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