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象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
庾信留仕北朝后,常常面对异域风物而起羁旅之叹。但这首诗所描写的边塞景象,并不一定是即目所见,而是综合若干具有北方特征的景物,再结合几个典故,构成冷落萧索的总体印象,借以抒写出心头的凄凉之感。
“萧条亭障远,凄惨(一本作‘凄怆’)风尘多。”浓郁的乡关之思中夹杂着尚未消磨的豪气,从诗中迎面扑来。他本可以在故乡安乐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却又因故而漂零在异地他乡,屈仕敌国,远离家园。“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诗人看不见故园的青山秀水,他想:黄河的那一面,应该就是故乡的城池吧?“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苏武不在,易水犹寒,没有人能够明白诗人对于家乡的思念。壮士一去不复返,自己不知何时才能踏入故园。“故园东望路漫漫”,诗人把最好的岁月留在了异国他乡。“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最后借前面典故的字面意义,与前六句合成一个完整的境界,勾出了诗人遥望亭障关河,面对秋风寒水,在边塞的帐幕中晨起悲歌的形象。
在格律上,此诗除第二句为三平调外,其余各句平仄粘对都暗合五言律诗的规则,已可视为唐人五律的先声。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