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咏皇宫中柳，以宫女媲美。作品笔法非常独特，首句交代御柳的整体形象。次句则转入对后宫窗户、帘帐的描写，重点偏向宫女风情的展示。三、四句既可指晨柳清丽之美，也可喻指宫女早起妆饰。这样的写法一石二鸟，产生了双层意蕴表达的效果，饶有含蓄蕴藉之美。短短四句，开阖有致。
首起句，直人本题。以“御柳”二字，点明所咏对象。这是咏皇宫柳。再以“如丝”二字，表现柳条柔细轻盈，纷披下垂，如同丝线一样。虽然只两个字，就写出了柳的具体、真实、可感的形象。据史传记，南朝齐吴郡人张绪，美风姿，吐纳风流。而齐武帝就曾以“条甚长，状如丝缕”之宫柳，与张绪风流媲美，日：“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南史·张绪传》）所以，“如丝”的杨柳：最能显出其事物本身的魅力和感染力。 “如丝”与“御柳”紧紧相接，盖蕴含宫柳如文采之人那般可爱，温词化用典故，往往不着痕迹。“映九重”三字，勾勒御柳拂映皇宫的典型景象，格外显豁。这宫柳，与普通柳所不同之处，即在于以柔细清丽之姿影，与富丽堂皇的“九重”宫殿相映。这“九重”的意象，又给人以巍峨的联想。那么，杨柳越长得高，就要越垂得低，千万条细柳丝丝飘垂，如绿色帘幕、绿色瀑布，更能传“御柳如丝”之神采。
次句是承，以“凤凰窗映绣芙蓉”，宫中富丽艳美之物，衬托御柳的风姿，补充说明首句。此一句，极美的意象！雕饰凤凰的花窗与镶绣芙蓉花的绣帘，染着“九重”宫室的奢华，并透出鲜艳的色彩；它们与绿柳相映，愈显出柳丝的俏丽美好。所以，前辈谓：“凤凰窗”与“绣芙蓉”，“皆因柳而生色。”（华钟彦《花间集注》卷一）
第三句又起新意。转向对景阳楼畔柳的描写。景阳楼，是宫内钟楼。据《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载，齐武帝置钟于景阳楼上，宫女闻钟，早起梳妆。所以，“景阳楼”三字，引出美丽的宫女来。千条路，即路千条。是说景阳楼畔路边柳色葱茏，柳丝千条万条，迎风婀娜，情意依依。这里，千条杨柳，与景阳宫美女，已暗自相映。
末句以“一面新妆”，呼应“千条路”作结。这“新妆”二字，即将杨柳化身为美人，如：“碧玉妆成一树高”（贺知章（咏柳》），那清风细柳丝丝荡碧的形象，好像美丽的宫女新妆一样，婷婷袅袅，清丽可人。“一面”，表数量，用于成片的景物，好比“有故城一面”、“有一面大草原”等用法。此以“一面”二字，形容柳树排列成行，路边有一面新柳，远远看去，恍如清一色的新妆美人!写景颇！。这“待晓风”三字，即描摹细柳沐浴在晨风中。用一“待”字，写柳含情伫立，若有所待。这一下，更把柳与轻盈多情的美女形象，紧密联在一起。五代词人孙光宪有《杨柳枝》：“着行排立向春风”之句，也写绿柳成行，迎风而立。但是比起温词“一面新妆待晓风”来，便逊色多了。其关键在于孙词还是由物及物，给人的还是物的感觉；而温词更以物拟人，写活了柳的风姿，引人联想。
这样的词，虽着墨不多，却“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胡应麟《诗薮》）短短四句，起承转合，节奏舒畅，甚有唐人绝句韵度。
《莺啼序·重过金陵》凭高所见实景入手，从而引出对三国、六朝的疑问，咏史怀古。全词四片，借用“赋”的笔法依次铺叙开来。
第一片是总写，点题之后，写出词人心情、时令。起首“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两句化用了南朝诗人谢朓的《隋王鼓吹曲·入朝曲》：“江南嗟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词人借它作为点题之用，截取了“迢递朱楼”四个字，令读者勾起对谢朓那首诗的联想。金陵古都，金陵故事，全都浮现于词句之中。点题之后，透露出词人的心境。“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嗟致。”这两句，含义深婉。词人自称“倦客”，他经历了亡国、被掳、出家、放归等等一系列巨变，饱尝丧国之后带来的屈辱和悲痛，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厌倦情绪的缘故。“倦客”二字，透露了词人对现实不满但无奈的悲苦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重游故地，眼前仍然是“迢递朱楼”，在他眼里，已失去“嗟致”。接着“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词人连“成憔悴”和“少嗟致”在一起，叙心境和写时令的两层意思就密合起来了。“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词人用疑问句点出主题：怀古之幽情。”少嗟致“”成憔悴“的景况和”金陵故都最好“的观念在词人看来已不能相称，使人疑窦顿生：难道这就是那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和奇人伟士迭现的六朝时代的故都吗？疑问的实质是感叹，是一种对历史逝去，豪杰已成古人的咏叹。唯有青山不变，不谙人世沧桑，仍可作历史之见证。这首词的首片的作用只引领下文，故而写得比较概括。
第二片转入具体的写景和抒情的描写。“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三句着眼于虚拟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词人通过景物描写，暗喻世事之更替，另外用典表意。如“麦甸葵丘”、“荒台败垒”皆有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是“麦甸葵丘”之典出。宫殿崔嵬、歌舞升平已不在，如今却只任凭麋鹿野猪去奔走践踏。《史记·淮南王安传》“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伍子胥苦谏吴王而不见纳，愤然自慨。词人把这两个曲故合起来看，用意甚明，慨南宋之不奋，抒己之伤悲。“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化用了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和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词人隐括唐人诗句采取的手法是把唐人的句子拆开，但仍保持着前后的呼应，同时又把自己的句子融合进去，根据词调的要求，重新组合。词人在隐括、化用前人诗词，重新进行拆改组合的过程中，是煞费苦心的。把前人的句子放得十分妥贴，对于那些完全出于自己手笔的句子，如“未把酒、愁心先醉”，作了周到的安排，熔借来的句子和已句于一炉，且使其错落有致，密合无间。这几个句子直接抒发作者的怀旧情丝，强烈表达词人的主观感情，故而在全词当中位置重要。起到统率全段的作用，从而显示了词人的主导作用和作品的创造性质。抒发故情旧绪，转入了对历史的评述。
第三片开始两句“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连用叠字，加重了悲凉凄惨之感，“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接第二片最后杜牧《泊秦淮》诗句，流露出亡国之痛。面对故都两座楼阁“临春”“结绮”，感叹国家衰亡，昔人已去，无不饱含对亡国之君的强烈谴责。白居易《和关盼盼感事诗》里道：“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词人在词中写成了“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两句，并暗用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的句意和刘禹锡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抒发了他面对历史陈迹而萌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意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词人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词人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国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词人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意味极为深长。
这首词着眼于金陵的历史、人物、街巷、江河、城郭，描写古今兴亡的大主题，是借古伤今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全词多处化用古人典故及诗词，却稳妥贴切，语意自然恰当。
在现存的词作里，严仁有词三十首，其中一半以上写闺情。“闺情”，在唐宋词里是写作量占多数的一种题材。这种词的表现手法多样，或雕琢，或白描，但有创意，新颖别致的倒为数不多。而本词却有其独到之处。
本词采用常见的上景下情的写法。但其写景却在动与静对比的同时，用暗示衬托出思妇的情怀。小园内春光烂漫，杂花竞放，但思妇的视线却只有小园西畔的一片荠菜花，此时荠菜开出繁密的白色小花，引来许多上下纷飞的蝴蝶。“繁”和“乱”是以荠菜花和蝴蝶的形态和活动反映出春事已深。“只在”两字暗示春风仅仅在园中停留，却不光顾寂寞的深闺
荠菜本是可食之野菜，而她无心踏青挑菜，以致听任荠菜长得遍地都是：“花繁”，不仅形容荠菜长得茂密，又从另一角度暗示了思妇因思春而无意游赏的心情。
词人借思妇的目光，将关注点转移到池塘和花径上。“冰池”指水面光洁如冰，莹澈清碧。“照还空”，形容冰池在阳光之下显得透明无比。“香径”写落花堆满小路，送来阵阵芳馨。“吹已断”，是说枝头花瓣都已被风吹落在地。从这一泓碧水、一条花径的静景场面中，衬托出思妇幽闺寂寞、尽日凝望的神态。这种以写景为主而景中有情的写法，过渡到下片抒情，使得全词融为一体。
下片所写的相思之情，主要是以间接而曲折的手法来反映的。游丝，是飘荡于空中的昆虫之丝，说“恨游丝短”是用以反衬自己情意之长。由于相思而日益消瘦，亦不直接说出，只用“罗带缓”来暗示。
这种写法在《古乐府歌》：“离家日已远，衣带日趋缓。”中有表现。《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亦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之句，不过前者是游子口吻，后者是思妇之辞。这里间接地刻画出由于离别日久相思不已而渐趋消瘦的思妇形象。
结尾两句设想新奇，以构思别出心裁而为人称道，是承上面“罗带缓”而进一步悬拟他日归来相见时的情景。这样的手法更显示出相思之苦。词人并未使用直接诉陈因怀人而憔悴之语，而是曲折地说：梳妆匣里的圆镜不会欺人，待你归来之日可以看到思妇消瘦的容颜。这种间接的写法看似痴语，其实是至情的流露。本词运用反衬、暗示、间接等手法，使词意婉转层深，独具韵致。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