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因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就会更加明显，应该更加使人感到恐惧。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上朝时呼呼“万岁”就算了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掌握官员们的生死命运，和决定他们调进调出、升级降职的大权，那树敌就更多了，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宫内和朝堂上呼呼“万岁”就算了吗？那与不做修史的工作却享受史官称号的荣誉、领受史官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又说：“做史官没有人为的祸患，就有上天来惩罚。”如果把从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惩罚说成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很糊涂的。凡是在一定职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担任这个职务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也不能违背；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被困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们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机会就死了，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会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机会而死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哗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也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也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
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也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也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楚了。不这样的话，就只是相信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传闻又常常说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
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
注释
顿首：原指以头叩地而拜，属九拜之一。见《周礼·春官·大祝》。后来常把此词用于书信的首或尾，表示谦敬。
十八丈：韩愈排行十八，其兄韩会与柳宗元父为友，故柳宗元视韩愈为氐辈。
侍者：犹言左右，古人写信时，对尊者常不直指，便用委婉语词如侍者、左右、执事等，以表谦敬。
获书言史事：指韩愈给柳宗元的信中提到论史官的事。
具：原指陈述，此处引申为写在。
刘秀才：即刘轲，字希仁，曲江人。
私心：私下。
馆下：指史馆。
安有二句：意谓韩愈怎么能猜测宰相之意，认为宰相出于同情心理，随便给他一个史官之职，以使其荣耀荣耀？探：猜测。苟：随便。
若果尔：如果宰相真的那样想的话。
冒：假充。
密地：机密地方，指史馆。
掌故：汉代官名，掌礼乐制度等故事。
利纸笔：贪图纸笔之便利。
为私书：写自己的文章。
设使六句：假如你担任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那么褒贬升降官员就越发明显，你应该是更感到恐惧，又怎能满有把握入于御史台，美食安坐，在朝堂上无任何顾忌地奏事呢？设使：假如。御史中丞大夫：即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大夫（正三品），御史台官名，执掌监察肃政。扬扬：得意的样子。台府：即御史台，又称宪台，肃政台，为政府的监察机构。
政事堂：唐代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唐代初期，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武则天时，裴炎将议事堂迁于中书省。开元时，张说为宰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
内庭：宫禁之内。也作“内廷”。
外衢：大道。
何以二句：怎么能把你和那些不修史而贪图名利的人区别开来呢？
罪：怪罪。
回：曲，引申为改变。
莫若句：意谓不如早早离开那个位置。
孔子三句：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方略，屡不见用。只好回到鲁国，作《春秋》。
以：用，使用。
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因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为采邑，故称周公。曾辅佐成王。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制订的。
史佚：周初的史官。佚，一作“逸”。
范晔：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曾任尚书吏部郎。博涉经史，删定自《东观汉记》以下诸书，撰成《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因参与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四子一弟，同死于市。
司马迁句：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汉武帝认为是有意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且为变节者开脱罪责，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班固：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初，因续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下狱。弟超上书力辩，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掌书奏），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其父所著书，积二十余年，修成《汉书》。永元元年，随大将军窦宪击匈奴，为中护军。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也因事被洛阳令种兢逮捕，死于狱中。
检下：约束谦让。
崔浩：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字伯渊，小名桃简。太宗初拜博士祭酒，累官至司徒，仕魏三世，军国大计。多所参与。浩工书，通经史，作国书三十卷，为鲜卑诸大臣所忌。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以矫诬罪诛死，并灭族。
沽其直：即沽直，意谓在人前言己行止正直而洁求声名。
暴虏：谓邪恶势力。
子夏句：意谓子夏没有任史官但也失明。
所云若是：都这样说。
卒：最终，到底。
磊磊：胸次分明。
轩天地：气概不凡顶天立地。
恣：昕之任之。
行行：刚强。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南山就是终南山，也称中南山。它是长安南郊的名山。
韩愈好游奇山，务必穷其形胜而不顾性命（《国史补·卷中》）。所以，他笔下的《南山》诗雄奇恣肆，卓荦不凡。不仅如摄影家运用广角镜头，从各个方位、季节，摄取了南山种种奇景，而且能勾出山之神态，渗入诗人的遭遇、心情、意趣。
此为五言古诗，计一百另二韵，分三段。此诗先写作诗的起因，刻镂山形，铺排山势、描写景物；中间插叙贞元十九年被贬南方时经过南山的情景；最后总承，又从不同角度，说出南山朴拙而奇特的一面。此篇可说是融合汉赋铺张雕绘之工，又效法了杜甫五言大篇之体制，炫露文才，尚奇新，不忌夸饰。
第一段至“阴霰纵腾糅”，言远眺中的南山，千姿万态，瞬息异状，惹人游兴，炽烈。此段分三层。
首层至“茫昧非受授”，写终南山的地理位置。
自“团辞试提挈”至“顷刻异状候”为第二层，总状遥望中的终南山。诗人使用了大量的动词：“凑”、“出”、“碎”、“蒸”、“通透”、“飘簸”、“融”、“凝”、“露”、“浮”、“褰”，挥写云山变幻之态。日出云散，始睹峰峦脉纹如缕，密布若绣；云岚勃起，山踪忽隐，但见“澒洞一片，山岘岚渐稀，忽能透霭见山；流云时而“飘簸”，时而“平凝”，山峦也随之忽露忽沉，忽静忽动；岚卷峦“浮”，形如“脩眉”新绿；云消峰竖，似鹏喙浴海。诗人运用浮云在山间舒卷给人造成的错觉，使静谧之山跃跃欲“浮”，跃跃欲“褰”。其中“缕脉碎分绣”句工细，“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句雄奇，“天空浮脩眉，浓绿画新就”句清新，’孤木掌有绝，海浴褰鹏噣”句奇恣。此后，分写四季山景：春山草木“吐深秀”，沁芬芳，即使“嵂崒”的岩峦，也“软弱”似醉；夏山被“荫郁”的丛林“埋覆”，能见的只是“夏云多奇峰”；秋天，草木凋零，“癯瘦”的峰锷直刺“宇宙”；冬季，冰雪“琢镂”“危峨”，在“新曦”映照下，山色分外妖娆。诗人以瘦硬之语句，勾勒南山季节性的特征，从中还可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坚硬的岩石，也会显得“软弱”；横亘半空的名山也难免被“埋覆”；代表冬季的颜色是“幽墨”，但装扮它的却是洁白的冰雪等等。
“西南雄太白”以下写太白山是第三层。太白也称太乙，是终南山的主峰。写太白就是写终南。其中“朱维方烧日，阴霰纵腾糅”句与王维《终南山》“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作用相近，但风格迥异。韩愈写得飞扬雄奇，王维之句则雄浑平和。
自“昆明大池北”至“脱险逾避臭”是第二段。可分四层。
首层至“始得观览富”。其中“绵联穷俯视，倒侧困清沤”六句，写诗人取道昆明池，往游终南，一路俯瞰水中山影，不肯稍瞬；称山影“困”于池而不能尽见；嫌周围四十里的昆明池，小如“清沤”，均委婉透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一往深情。“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狖”，言风吹波起，山影破碎，状若猿猱躁跃：想象奇特，造句瘦劲，乃韩愈的当行本色。“仰喜呀不仆”，写出行近终南，仰观南山时的心情，语平直而意深邃，其气直贯“崎岖上轩昂”二句。
第二层至“欲进不可又”，写诗人中途迷路，未能遂登山之愿。其中“行行将遂穷”以下九句，描摹诗人爬山时的心理，相当出色。他在岭阜之间奔走，寻觅登山之路，恨不得将南山周围的峰峦全都搬走；甚至想请神话中的夸蛾、巨灵移山，又怕违拗造化本意，为雷电呵诟。诗以此数句，作一顿挫，盘旋蓄势，逗出“攀缘脱手足”以下七句，明写攀山之艰，暗示诗人游兴之浓。
自“因缘窥其湫”至“峙质能化贸”为第三层，着重写游湫。其中“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争衔弯环飞，投弃急哺鷇”，以“弯环飞”，状群鸟贴湖回翔，能传其神情；而“救”、“争衔”、“投弃”数词，与前“阴兽”“神物”相应，为此幽靓之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它与前层相映：一苦一乐，一张一弛，有相反相生之妙；而神话的运用和渲染，则为结句作诗酬神之意埋一伏笔。末四句，言诗人于归途“回睨”，不能忘情南山，逗出二次游山。
自“前年遭谴谪”以下为第四层。言诗人于谴谪途中，再次游南山，终因冰雪封路，沿途杉篁披冰，枝若“蒲苏（刀剑）”，干如“介胄”，只得怅而返。
“昨来逢清霁”起，至“蠢蠢骇不懋”为第三段前层。诗人于贬谪遐方之后，擢任京官，乘兴往游，直登峰巅，视野顿然开阔。往昔视为畏途的峻岭大阜，尽伏眼底，只如五色斑斓的带“皱”石堆。此后，即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十四个叠句，形容千山万壑的诸种态势。对此，历来赞扬者多，批评者少。批评集中在“味短”“辞费”上。其实，韩愈作此诗目的在于状南山胜景，在于“体物”。因此，吸收了《子虚》、《上林》赋的手法入诗，抓住山壑峰峦小异之处，尽力铺张雕绘。这，决不是“味短”、“辞费”，而是按照题材，选择诗体（方世举称《南山》是赋体）的结果，是“以文为诗”的范例。其中连用“或”字，远绍《小雅·北山》（有十二个“或”字句），近承陆机《文赋》（连用八个“或”字句），加以参差变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风。句中多用骈字、时杂拗句，复以险韵出之，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之类即是。诗以一句一喻为主，其间错落地杂以四句一喻和二句一喻，连用排比，仍富变化。句式多变，有“或×若××”式，也有“或××若×”、“或若×××”及“或××××”，多种句式交互使用。形象中时寓议论，如“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末二句包孕着人际关系的哲理。又如“ 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以卦象状山：剥卦“ ”，为“地下山上”之象，有“不利有所往”的象征。在形容山态时，言己目前身在峰顶的处境，隐寓处世之道。就全诗章法而言，第一段由远眺而逗游兴，第二段言二次游山，历尽艰危而游兴不减，经层层盘旋作势，引满待发之后，至此，连用五十一个排比句和十四叠句，犹如长江黄河之水，经上游山峡壅阻之后，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就笔法而言，最初自山下眺望，两次往游：一系俯视水中倒影，一乃近瞩山径风光；此则绝顶鸟瞰，角度不一，写法迥异。山本静物，但在韩愈笔下均具动态，且原因各不相同：第一段是云岚舒卷而造成山“动”的错觉，第二段是风吹水动，引起山影破碎躁动；此段则是诗人游目四骋而造成的错觉。撰如此长诗，而能一笔不复，尤见韩愈才力之雄。自“大哉立天地”以下为后层。言终南山奇神灵，故诗人作诗以酬。
程学恂说：“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又如食五侯鲭，须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极百味之变。”此评极是。
这首诗前两句很有《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自怜之意，后两句的春风一年一度的相惜，有传达出一种惆怅和无奈之感，但是还是有感谢之意在，或许花落花开不为春风，但是春风却依然牵挂。作者的惆怅自怜情怀显露无疑，孤芳难自赏，唯有春风来。诗句当中自然也有对春风的感激。
鉴赏这是一首集句诗，即集合前人诗句而成。集句体诗，始于汉魏间诗人应璩、傅咸，唐人称为“四体”， 至宋时盛行。王安石最为擅长，能因难见巧，信手拈来，顷刻而就。这首“梅花”绝句（《王文公文集》卷七九题作《送吴显道》），系截取唐宋四位诗人的诗句，经过巧妙组合，赋予新意，而又辞气相属，如出己手，无牵强凑合的痕迹。 “白玉堂前一树梅”，出自唐代诗人蒋维翰的《春女怨》，“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唐人万首绝句》卷十二）“为谁零落为谁开”乃是唐代诗人严惮《惜花》中的一句：“春光搏扔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
（同前卷三七）而“唯有春风最相惜”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和练秀才杨柳》中的诗句：“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唐人万首绝句》卷二五）最后一句“一年一度一归来”则出自宋初詹茂光妻的《寄远》：“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宋诗记事》卷八九）诗中的梅花，既有“零落”又有“开”，表明了诗人对万事万物变化无常的感受，让读者在看到花木零落的同时，又欣赏到梅花迎春、春光明媚的景色。一年一度的冬去春来，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这首诗主要是借原诗句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晚年的王安石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世俗与入世的分别，体会解脱的自在，体会融入自然的恬静，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此曲描绘了一幅云山缥缈的优美图画，生动地表现了自然赋予的奇特景观，流露出作者对云山图景的依恋和喜爱之情。《雁儿落》纯然描摹自然景物，写出了云山景致的变化之势；《得胜令》则写作者陶醉于云山景色之中，完成了一幅绝妙的山中行乐图。全曲极尽云山变幻之妙，极显物我交融之境，语言明丽，风格清新。
前段《雁儿落》从云山的映衬关系上，写出了云山景致的变化之势。首二句，写高山之上，云雾缭绕。云隔断了山，山衬出了云的飘逸和轻盈；因为云而山势更巍峨险峻，因为山而云行更袅娜多姿。作者采用中国画中的横云断山，意到笔不到的画法，以文字作画，气象万千，美不胜收。
三四句，更进一步从显隐、高低的角度来表现云山相依赖而逞其美的妙境。山色因云彩的飘忽不定而忽明忽暗，忽隐忽现，云彩则因山的高低不同而有上有下，错落分布，呈现出变幻之美。这四句每句都嵌入“云”“山”二字。因为在组合、安排上有变化，所以句式并不呆板，反而由于“云”“山” 两字的反复出现，使语言的表现力得到了加强。短短四句，极显变幻之致。云雾山中，碧空响晴，神奇诡异，未可控揣。此是“无我之境”。
后段《得胜令》是“有我之境”。“倚仗”二句，写人的瞻顾不已。“立”字写尽了作者对云山景色的无限眷恋，注目而观，生怕放过了这变幻莫测的奇妙景致。作者站在云海之中，纵目远望，大有飘然欲仙之态。“回首”二字，写作者的四顾不暇。作者已登至半山腰，回首看山中景致，景色一片恬静、平和，山上鹿眠猿戏，分明是人迹不到的世外桃源。
“云霞”二句，写作者对山中景色的眷眷深情。在作者看来，山中的云霞开合，晦明变化，以及麋鹿山猿，茅草野花，都是那样地怡然自得，那样地令人爱怜。如此超然物外的心情是过去所不曾有的，可见作者一时间似乎忘却了一切烦恼和忧愁，完全陶醉于云山景色之中了。
结尾写作者边走边看，细味山色景观，渐渐地感到物我交融，人山之间似乎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从而造成了物我浑然一体的交融境界，完成了这幅绝妙的山中行乐图。这是作者理想的退隐生活，事实上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