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
此诗以首句命名，抒写作者遭受邪恶势力的打击、政治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哀。全诗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心理刻画手法上的高妙，未见事实之叙述，全是作者心理活动的展现，其次是多运用双声叠韵联绵词，增加了诗歌的音乐美。
全篇共分五段。
第一段从开头至“窃赋诗之所明”。因回风摇蕙的季节气候，联系对忠贤见斥的现实悲哀，指出君子始终是光明正大的，与万变其情的小人不同，同时表明了自己终不改悔的坚定胸怀。
“悲回风”四句，前二句是说在回风震荡之中，凋陨了蕙草的微弱生机。后二句是说，这回风的初起，是有隐微的声音倡之于先的。这是即景生情，托物起兴，钱澄之《庄屈合诂》说：“秋风起，蕙草先死；害气至，贤人先丧。”可谓得矣。
“夫何彭咸”四句，表达了自己对古代贤臣彭咸的无限思念仰慕之情，并说，虽然天下之事万变，但真相怎么能够掩盖得了，虚伪哪能保持长久？
“鸟兽鸣”六句写秋冬之景，似都有所指称。“鸟兽鸣以号群”、“鱼葺鳞以自别”是说物以类聚，不相杂厕。用以比喻君子和小人之不能共处。“草苴比而不芳”象征奸佞在朝，同恶相济。“蛟龙隐其文章”比喻贤人远引，文采不彰，两两相对，交错成文。
下面二句先以苦菜与甜菜不能种在一起，亦喻贤人处乱世，虽无人知，但不因此而改变其芬芳的节操。“惟佳人”六句意思又进一层，谓自己眼界高远，以古人彭咸等自期，然孤高之心却无所依傍，自己深微的意志不为别人理解。于是私下写作此诗，来明白地说出其中的道理。
第二段从“惟佳人之独怀兮”至“昭彭咸之所闻”。写自己在放逐时感到十分孤单，但仍然爱国忧时，因此弄得心烦意乱。“惟佳人”四句，姜亮夫谓“言隐居伏处而独自思虑，无人知也”（《屈原赋校注》）。“涕泣交”八句王夫之释为“宵而不安于寝，旦而不怡于游，终不释于怀抱”（《楚辞通释》）。
“糺思心”二句形容自己忧思之深切，这就像后世辛弃疾所谓“一身都是愁”（《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也。
“折若木”二句，上句说自己求神木以遮蔽日光，象征自己曾力求韬光养晦，下句说自己随着飘风的牵引。任从它把自己吹到哪里，意指心情之空虚。
“存仿髴”二句接着形容自己极端愁苦，有时陷入不闻不问、万念俱灰的枯寂状态，但有时又激动起来，心跳不止。
“抚佩袵”二句意为勉强抑制自己的悲愁，茫无目的，踽踽而行。“岁曶曶”四句承“遂行”之后，写“行”中所见，时序迁流，众芳摇落，触目惊心，益深忧虑。
“怜思心”四句言自己长愁的原因。“孤子唫”四句，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云：“此言思心既不可创伤，则惟存一死。”又引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所以然者，秦关不返，孤臣有故主之悲；南土投荒，放子无还家之日，此固交痛而不已者也。安得不为彭咸之所为乎？”
第三段从“登石峦以远望兮”至“托彭咸之所居”。该段写自己生意已尽，死志已决。“登石峦”四句言自己登山远望，一片寂静。楚国本是个强国。上下本应忧勤警惕，奋发图强，然而此时既不见行动，呼之又不闻其反响，因此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愁郁郁”四句紧承上文，写登高远望后引起的愁肠寸结。“穆眇眇”四句紧承上文，意谓自己的心情有时愁思茫茫无边无际，有时则陷入空虚而无所著落的状态。叹声隐尚有可感，志纯竟不可为。
“藐蔓蔓”两句，亦诉说自己的主观心情，言思入辽远，则渺渺漫漫不可度量，思入深微，则悠悠长长不可收束，“愁悄悄”两句言自己的神魂虽在高远处飞逝，却并无快乐。
“凌大波”两句，表明忠臣直士只有一条路：效法古之贤人彭咸。屈原于是想乘着滚滚波涛，随风而流，到彭咸投水而死的地方去。
第四段从“上高岩之峭岸兮”至“刻着志之无适”。该段设想自己死后。灵魂不灭，神游天地的情形，进而抒写自己的主张和思想，剖白自己光明正大、志洁行芳。“上高岩”四句，姜亮夫认为：“此言上依彭咸，初至高岩陖岸之间，继则更上而处于云气之杪顶，再上则至于玄冥之上；而舒摅其虹采，遂尔于俄顷之间，而上抚于天庭矣。此上升之事也。”（《屈原赋校注》）
“吸湛露”四句，姜亮夫认为是从彭咸居后之事。以上八句写神游太空，极想像中壮丽、高洁、温暖之乐。但转侧之间突然惊醒，又起故国之思。
“冯昆仑”四句写身宿风穴。风穴在昆仑，故醒后即依凭昆仑透过云雾而下瞰人寰。
“纷容容”四句就心境立说，姜亮夫说：“此言己心烦乱，无复经纪，欲进则无所从，欲退则无所止也。”（《屈原赋校注》）
“漂翻翻”四句，上两句仍写心境，心如两翼摇摇，翻飞飘浮或上或下，时左时右；下两句言自昆仑下至江水，往来江上，神游故国而下观。
“观炎气”四句，借炎气烟液等为喻述事物相因之理。天庭既不能久居，彭咸也不可终随，故下转为访问古代的贤人，“借光景”六句即言自己已下定决心，循着介子推、伯夷的足迹前进。
第五段“曰”字以下至结尾。顾往悼来，表白决心，但决不轻于一死。“吾怨”二句谓怨恨往昔的希望落空，警惕来日可危。
“浮江海”二句指伍子胥事。谓准备投水而死，追随子胥。“望大河之洲渚兮”四句承前“从子胥”而言，意思是说，申徒狄以身殉国，其情固属可悲，但他的死并不能挽救殷商的覆亡，则死又何益?显示自己的处境，虽然死志已决，但就整个楚国言，未来的危机，也不是自己一死所能遽了的。
故以“心絓结”二句作为全篇的终结。屈原在政治斗争过程中，虽然早已作了最后牺牲的思想准备，这种念头，也曾经常浮现，但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易付诸实施，可见此尚非绝命之词。
此篇写作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心理刻画手法上的高妙。全篇未见事实之叙述，全是作者心理活动的展现。作品充满着深沉、悲愤的情绪，思理困惑，不知所释，忧伤悲怆，故有此篇之作。
此外，此篇语言上也有其特色。作品中有不少双声叠韵联绵词，“相羊”、“歔欷”、“仿髴”、“从容”、“周流”、“逍遥”、“于邑”、“踊跃”、“婵媛”、“委移”等等，随处可见。而叠字词的运用，更是接二连三，触目皆是，“嗟嗟”、“凄凄”、“曼曼”、“惘惘”、“曶曶”、“冉冉”、“眇眇”、“默默”、“郁郁”、“戚戚”、“芒芒”、“蔓蔓”、“緜緜”、“悄悄”、“冥冥”、“雰雰”、“礚礚”、“汹汹”、“容容”、“洋洋”、“翻翻”、“遥遥”、“潏潏”、“悐悐”，总计共有二十四个，这些词语。不仅增加了诗歌的音乐美，对诗歌幽怨悲凉意境的形成，也起着极大的作用。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