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王国维用罗袜生尘和金屋藏娇来比喻水仙的姿态，突出了水仙的高洁，不媚世俗。下片王国维写了水仙的处世态度，平静的接受世态的变化，对待世事的变迁。王国维在这首词采取了拟人化的创作风格，同时也是以水仙自比，道出了自己的处世态度。
“罗袜悄无尘”，来自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在这里，王国维则是把水仙比作洛神。因为水仙植于水中，它的幽洁、素雅和清香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清秀脱俗的感觉，与洛神那种飘逸恍惚的仙气有某种相似之处。另外，“罗袜无尘”也暗示了水的澄清净洁。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孤高的水仙却是连栖身之地都不能容忍有一丝污垢的。
“金屋浑难贮”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汉武帝表现了与生俱来的豪侈与霸气。水仙连一点儿尘土都不能容忍，怎么可能受人挟制去忍受那满屋的铜臭。
而且不止如此，“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纵然压根就没敢用尘世的金钱和世俗观念亵渎她，纵然你只远远地看上她一眼，她的高洁美丽也往往使你自惭形秽，生怕自己有一点点俗气的流露而使她生厌离去。
这首词到此为止还只是对水仙外观与气质的描写，下片写水仙内心的情思。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是说水仙通达自然代谢之理，既珍惜自己生命的美好，又不因这美好的生命终将逝去而自怜自艾。开的时候孤芳自赏，不求人知；去的时候乐天知命，无悲无怨。“却笑孤山万树梅，狼藉花如许”，梅花凋谢的时候是万点飘零，狼藉满地，令人生怜。
在这首词里王国维把水仙写到高洁得不可接近的地步，其中可能也就包含着入世和出世不可两全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实在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千百年来所有执著于儒家思想和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尽管专门吟咏少年的诗数量不及模山范水、状物言志之作，但这类诗大都写得富有诗味，颇具特色。李白的《少年行二首》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一首用五古的形式，迹近咏史，实是抒情，写一个少年的信念和追求。诗开头运用荆轲的典故，表现少年对荆轲事迹的向往和憧憬。对英雄人物的追慕，是青少年们所共有的心理特征。整首诗从易水饯饮落笔，但不脱不粘，若即若离，从对荆轲的身世感慨跳跃到对自己的身世感慨，把由荆轲身上所焕发出来的豪情壮志，注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凝结成一种激扬奋发的豪情与坚定的人生信念：“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接着写鲁句践。鲁句践是战国时代的人，和当时的荆轲在邯郸下棋赌博，最后却互相争吵起来。这里仍然以荆轲的故事抒情达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少年的心理特征。
第二首用七绝的形式，描摹刻画，情态毕露。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一个任气逞能的豪侠少年形象。“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说明他的家世豪贵，生活豪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显示其豪放、倜傥、爽朗、率真，展示其无限的青春活力。在春风得意之际，这些五陵侠少驰骋着骏马，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出入于花海酒肆，无拘无束，在欢歌笑语中忘怀了一切，不知什么叫时光与金钱，不知什么是愁苦与忧思。这里没有明显的是非褒贬，也没有暗示出什么微言大义。这些青少年，是幸福的。从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似乎可以让人感受到盛唐的国威给这些时代的幸运儿带来的狂欢与激情，似乎也可以感受到诗人在其中倾注的人生理想。
李白的《少年行二首》，刻划的是豪爽倜傥的少年形象，因而，诗中写少年紧扣其个性特点下笔。敲打着乐器喝着酒，背着宝剑唱着歌，骑着白马踏着落花，风流豪爽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从中，读者不难窥见任气逞能的少年李白的影子。这是李白对自己年轻时候的一种回忆，也只有李白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全诗语言豪迈俊爽，寓刚于柔，刚柔并济，浑然天成。
词的上片回忆过去“酒恋花迷”的生活。“伫立东风”写词人迎着东风，久久地站立，“东风”暗示了时令节气，说明此时正值春季。“南国”的春天本是美好的季节，词人却“断魂”南国，悲戚哀伤，默然凝伫。开篇两句便塑造了一个伤心欲绝的浪荡词客的形象。南国的春天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这两个工整的对句，分别由景而情，以极凝练、含蓄的笔墨，浓缩了无数个良宵美景，无数次的纵游娼馆酒楼，沉湎于声色酒乐。而今忆及，当时“酒恋花迷”的生活，累煞多情的“词客”。
过片首句，以“别有”二字起，另辟一境，引出所怀之人。以下，“眼长腰搦”四字写出了她容貌的美丽和身姿的婷婷袅袅，“痛怜深惜”四字写出了两人真挚的情意和深深的爱恋，用语十分简练。接下来的“鸳会阻”两句，紧承上片，回到现实，由情及景，写傍晚时分，冷雨纷飞，愁云凝聚，天色一片青碧。由于“鸳会阻”、“锦书断”，词人眼中的景色也显得凄凉无比，与上片的“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词作的最后，设想对方遇良辰当好景，也应苦苦思念自己：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从对方写来，这是柳水怀人词常用的手法，由此亦可见柳永怀思之深。
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人，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需要承认，这样的词句格调是不高，但其中也有诸多难言的苦衷。柳永遭黜落后，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流连烟花巷阳，沉溺酒香舞影，风流放浪，冶游无度。 这一方面是他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寻求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有宋一代，自上而下狎妓成风。只是，柳永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加坦率而无所顾忌。为官后，柳水收敛了许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但宦游的惨淡与辛酸，使他对人们趋之若鹜的功名利禄产生了厌倦，转而对自己曾经沉湎其中的世俗享乐又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尾犯·晴烟幂幂》）。可见，“酒恋花迷”是柳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他在现实中找到平衡的一个支点。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