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此诗寓意深微邃却含而不露。元朝统治者奉行种族歧视政策，以蒙古、色目人为上等人，以汉人、南人为下等人。蒙古、色目人到江南之地也凌驾于南人之上作威作福。他们靠江南的条件富有了，却仍辱骂江南人不绝。诗人心中不平，故作此诗以讥之。
揭傒斯的五言短古，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宋元以来“重逸轻俗”的审美倾向。如《寒夜 》：“ 疏星冻霜空，流月湿林薄。虚馆人不眠，时闻一叶落。”《题风烟雪月四梅图》之二：“高花开几点，澹霭拂成衣。遥瞻应不见，相对尚依稀。”《洞庭秋月》：“灏气自澄穆，碧波还荡漾。应有凌风人，吹笛君山上。”《平沙落雁》：“天寒关塞远，水落洲渚阔。已逐夕阳低，还向黄芦没。”《烟寺晚钟》：“朝送山僧去，暮唤山僧归。相唤复相送，山露湿人衣。”这些诗作是承续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一系的诗风而又加以发展的。其境界高逸，远离尘俗，表达了一种宋元以来的士大夫情调。其中《寒夜》最让人回味，小诗以寥寥二十字的白描，传神地绘出一幅清夜客旅图。一、二句状写户外的景色，以凝冻在布满霜气的夜空中的疏星、沾湿了草木的月的流光（“林薄”，谓草木丛生），制造出一种清旷冷寂的氛围。三句转入客舍，在“虚馆”的典型环境中，“人不眠”的主体便格外突出。最精彩的是末句的五字。“一叶落”的声音是够细微的了，馆中人却能清晰的辨闻，足见夜间的寂静；而一个“时”（时时、时而之意）字，更将漫漫长夜中不眠人的警醒，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句不仅沟通了馆内外的联系，而且传达出诗人在长捱客栈中愁苦的心绪，可谓是神来之笔。
此诗开篇即大肆渲染背景：吹的是凉飕飕的北风，飘的是纷纷扬扬的雪。这既是实时描述，也是国家危乱之象。众人为了逃难，呼朋引伴，携手同行。诗中展现了一幅急惶惶四处奔逃的惨景。
全诗共三章，前两章内容基本相同，只改了三个字。把“北风其凉”改为“北风其喈”，意在反覆强调北风的寒凉。而改“雨雪其雱”为“雨雪其霏”，无非是极力渲染雪势的盛大密集。把“携手同行”改为“携手同归”，也是强调逃离的意向。复沓的运用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诗各章末二句相同。“其虚其邪”，虚邪，即舒徐，为叠韵词，加上二“其”字。语气更加宽缓，形象地表现同行者委蛇退让、徘徊不前之状。“既亟只且”，“只且”为语助词，语气较为急促，加强了局势的紧迫感。语言富于变化，而形象更加生动。
北风与雨雪，是兴体为主，兼有比体。它不只是逃亡时的恶劣环境的简单描写，还是用来比喻当时的虐政。后面赤狐、黑乌则是以比体为主，兼有兴体。它不仅仅是比喻执政者为恶如一，还可以看作逃亡所见之景。这种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句意蕴丰富，耐人玩味。
朱熹《诗集传》说此诗“气象愁惨”，指出了其基本风格。诗三章展示了这样的逃亡情景：在风紧雪盛的时节，一群贵族相呼同伴乘车去逃亡。局势的紧急（“既亟只且”），环境的凄凉（赤狐狂奔，黑乌乱飞）跃然纸上。
这首小词委婉缠绵，深挚动人。其作法别致， “全从对面写来”即词人借“宫禁”中一女子的形象抒写其相思相恋的苦情。如此作法不止婉曲含蓄，且能得到更为深透的艺术效果。
词人所钟爱的人入宫之后，容若还抱将来限满出宫更为夫妇之望，已如前述。这时候容若尚未和卢氏结婚，所以要留着正配的位置等他的恋人，正以“稳耐风波愿始从”相吻合。
但不幸的是恋人入宫之后，不等限满出来容若便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身体本来怯弱，又是个神经质的女性，因倾心容若的缘故，无端遭人嫉忌，被送人那深沉宫禁，虚了鸳盟，抛了凤侣，葬埋了花容月貌，辜负了锦样年华，当然使她万分悒郁。
而词中可见恋人入宫后，从未得皇帝临幸。容若写此词，并非要描写恋人与其他宫女一般望幸的心理，不过表明她始终是清白的女儿身，始终属于他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