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选自《东海渔歌》卷五。
上片从室外写到室内。首三句写室外之景：时已黄昏，微风轻吹，柳丝斜拂，不要说喧闹的人声已经寂静，连停息树上的鸦雀，也知时而“睡稳”了。三句着眼于空间环境，写足春夜之静。“睡稳栖鸦”一句，从结构安排上说又是“暗渡陈仓”之笔，由室外转入室内：栖鸦睡稳，反衬室内之人却夜坐不眠。接下去三句“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没有表情的刻划，也没有心曲的抒发，然而通过对女主人公在夜的推移过程中的动作的叙写，见出了她的百无聊赖。综观上片，以环境之静反衬女主人公心灵之不静，这固是作者措笔高妙之处，然而更妙的是，后三句如淡云遮月，如轻雾锁江，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艺术空白。
下片从室内再写到室外。换头句“红楼”二字，点明词中闺阁女子的身份。通过那扇未闭的窗户，室中人的心灵得以与室外的春景沟通，心与物融成一片。如果说，上片是以物境反衬了心境，那么，下片则让读者由“物理的”窗户去窥见人物那“心灵的”窗户。“被一缕、春痕暗遮。”“一缕”妙，那是一种轻轻的、幽幽的东西。“春痕”亦妙，那是一种拂之不去的东西。“一缕春痕”，或许是形容窗外飘拂的柳丝？但我们宁肯相信，它实是隐喻女主人公幽秘的春情。唯其这样理解，上片女主人公百无聊赖才有着落。然而“暗”字更妙，这种春情，不必指实为“怀人念归”，它是妙龄女子特有的若隐若现、欲露不露、若自知若不自知的情思。“暗遮”者，似遮似不遮之谓也。外景与内情逐层相渗透、相溶合，酿成末尾三句：“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三句从宋人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名句脱化而来，自不待言；但句中那几个轻倩纤巧的自然意象，一经重新排列组合，似乎产生了双重功能：它既可被视为实景，与上片景物融为一体，缴足“春夜”题面；又似包含着整体隐喻的意味——景物中传达出来的那一份轻柔，那一份纯净，那一份妙曼，不也与女主人公的素心柔肠有些相似？读者若将全词微吟再三，必能对个中奥妙有所会心
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不仅封住了柴门还堵住了道路，那些踏着新竹来欣赏竹林的人，来到我这我都怒而不欢迎！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爱护竹子的心情！
词的开头，点出季节“秋后”，接着选写了两个带有秋天特征的景象：“亭皋木叶稀”和“关塞雁南归”。“晓云”二句，用拟人化手法，描绘晓云散尽、宿雨来时山间之朝暮变化。一“瘦”字写出了山腰的线条，清晰又柔和；一“肥”字点出了秋雨后水面宽阔的情景。云去山瘦了，雨来水肥了，极有趣味。以上四句道出了自然界奇妙无穷的变化，用笔洗练，秤色俱佳。秋天，对于文人来说，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借秋景写凄冷之情是词人们的惯技，而这里则不然。词虽写秋风扫叶、大雁南飞，但不动声色、不露凄寒之感，在写法上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词人直接呈现秋后物态，差不多看不到词人把景物作为自己情绪的烘托，但词人闲适、宁静的心情，以及他对大自然的赞美，却可感人。其含意与王维《山居秋暝》“随意香芳歇，王孙自可留”相近。
过片抒怀，叹自己年迈，自愿过这种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已久。忘机，与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中“忘机”义相同。“沙鸥”一句化用了孟浩然“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夜泊宣城界》）句，但形象更具体含蓄。沙鸥与人相对，本在画中才有可能，这里沙鸥见人不惊，说明人鸥相处已久。词人飘然一身，正像广阔天地间一只孤独的沙鸥。但词并无飘泊无依的感伤，相反宕开一层，写“柳溪父老”、“溪南旧钓矶”，转而急止。这一笔，回应“久忘机”，又让读者体昧到作者人世的机巧之心确已荡然无存，寄托的是淡泊而活远的情怀，写得超然。
这首词上下片乍看好象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是横云断岭，似断实连。上片四句秋景，已淡淡地暗示了词人的心迹，即；春天的芳华消歇了，秋景也佳，我自可留在山中。这种恬静执著的情怀，暗度下片，为下片定了基调，其内容也是“天梯石栈相钩连”的。下片的中心是“久忘机”。正因为山中有无穷的景致可供欣赏，在这儿，他可以得到灵魂的休息，可以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不媚世俗的人格，所以他人虽老，仍不改初衰，喜与沙鸥为伴，与“柳溪父老”为友，自甘恬淡一生。这里正是“金针暗度”手法的妙用。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