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这首词与他其他的赠友词有所不同，这一次他没有一味地抒发怀念，而是侧重叙志。“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这话问得蹊跷。在风景秀丽的渌水亭旁边修几间中看不中用的茅屋，是烧钱多。所以，这样的问题，很没有建设性的水准，但句子却是相当的流畅、明了。 接着是回答。有问有答，态度很端正。纳兰自圆其说，可以闲居于此，就像自由自在的海鸥那样，无忧无虑，自得其乐。古代人喜欢用与海鸥为伴表示闲适或隐居。宋代陆游《雨夜怀唐安》诗中有“小阁帘栊频梦蝶，平湖烟水已盟鸥”句，用庄生梦蝶和鸥鸟订盟的典故来喻示闲适的生活。纳兰淡泊功名，向往过着陶渊明等隐居标兵不问世事的悠闲生活。 “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这里是看破红尘的觉悟。生命如水，忙忙碌碌之间，一切都已经流逝。所有才情，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将被风雨吹打得七零八落，而我岂能还为虚妄的功名利禄所缚？
朱颜青鬓，枉被浮名误！生活的底蕴究竟是什么？是既然生下来了，就要活下去吗？几千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有的追名逐利，有的独善其身，有的寄情山水，有的烧香拜佛，有的舍生取义，有的苟且偷生。
上片最后一句“红牙曲”指拍击着红牙板歌唱。红牙板是用红色檀木制成，古代于唱歌时打拍子用的牙板，与北方说“数来宝”的艺人手中所持的碎板有些类似，只是木质更好、做工更细而已。元代诗人杨维桢专有一首《红牙板》诗，描绘说：“良工削出红冰片，自非红鸾之舌为尔绳，安得三三贯成串？”
下片点出所以要摆脱“浮名束”的原因，设想如何打发今后的生活。如今世事反复无常，当袖手旁观，将其作为一局棋来看待。蕉中鹿，有世事无常、真假难分的意思。典出《列子》：有一个郑国人砍柴时，忽见一只鹿跑过来，他一扁担将鹿打死。他怕被猎人看见，将鹿藏在一个坑里，上面盖上一些蕉叶。等到他要将鹿带回家时，却找不到了，就以为这是一个梦，一路自言自语，被路旁一个人听到了，这个路人好奇地依言找到了这只鹿。樵夫回到家里，不甘心失掉这只鹿，夜里真的又梦见他藏鹿的地方，还梦见拿走鹿的那个人。第二天清早，樵夫就根据他梦中的线索找到了那个人。于是两个人为争鹿起诉，闹到了法官那里。这个故事形容世间事物真伪难辨，得失无常。
既然世事无常，何不躲避在一边，纵酒吟诗，自在悠闲，也算是安享一份微薄的福气。
大雪之后屋檐角闪烁的那一丁点儿翠绿，雨后靠墙栽种的绿苗，寒夜里摇曳的灯烛——这，就是纳兰期望的生活意趣，他渴望摆脱宦海羁绊，避开现实去过田园的悠闲生活。
司空曙和卢纶都在大历十才子之列，诗歌工力相匹，又是表兄弟。从这首诗，尤其是末联“平生自有分（情谊），况是蔡家亲（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亲为蔡家亲）”，可以看见他俩的亲密关系和真挚情谊；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生活境遇的悲凉。据《唐才子传》卷四载，司空曙“磊落有奇才”，但因为“性耿介，不干权要”，所以落得宦途坎坷，家境清寒。这首诗正是作者这种境遇的写照。
前四句描写静夜里的荒村，陋室内的贫士，寒雨中的黄叶，昏灯下的白发，通过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这画面充满着辛酸和悲哀。后四句直揭诗题，写表弟卢纶来访见宿，在悲凉之中见到知心亲友，因而喜出望外。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首诗“前半首写中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从章法上看，确是如此。前半首和后半首，一悲一喜，悲喜交感，总的倾向是统一于悲。后四句虽然写“喜”，却隐约透露出“悲”：“愧君相见频”中的一个“愧”字，就表现了悲凉的心情。因之，题中虽着“喜”字，背后却有“悲”的滋味。一正一反，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使所要表现的主旨更深化了，更突出了。这就是“反正相生”手法的艺术效果。
比兴兼用，也是这首诗重要的艺术手法。“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不是单纯的比喻，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烘托气氛，特别富有诗味，成了著名的警句。用树之落叶来比喻人之衰老，是颇为贴切的。树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人的风烛残年正相类似，相似点在衰飒。这里，树作为环境中的景物，起了气氛烘托的作用，类似起兴。自从宋玉《九辩》提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落叶，常常被用以塑造悲的气氛，“黄叶树”自然也烘托了悲的情绪。比兴兼用，所以特别富有艺术感染力。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其实，三诗之妙，不只是善于状景物，而且还善于设喻。司空曙此诗颔联之所以“为优”，在于比韦应物、白居易诗多了雨景和昏灯这两层意思，虽然这两层并无“比”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悲凉的气氛。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说：“‘雨中’‘灯下’虽与王摩诘相犯，而意境各自不同，正不为病。”王维《秋夜中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两句纯属白描，是赋体，并不兼比；不仅意境不同，手法亦自有别。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中夜人。”语虽近似司空曙，但手法也并不一样，这里只写灞上秋居漂泊异乡孤中寂寞的情景，不曾以树喻人，没有比的意思。司空曙“雨中”、“灯下”两句之妙，就在于运用了兴而兼比的艺术手法。
灵筵，即供奉亡灵的几筵。《梁书·止足传·顾宪之》：“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终制》：“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 王利器 集解：“灵筵，供亡灵之几筵，后人又谓之灵牀，或曰仪牀。”
李后主十八岁时，纳绝代佳人、多艺才女昭惠为后，其婚姻之美满，伉俪之情深，才子佳人之意切，都是令人艳羡的。然而这对多愁善感的伴侣，在夫妻生活之外，却也有着因时移世变、国祚日衰而带来的诸多不顺心之事，当然也就难免“共憔悴”了。而尤其是年值“壮岁”，按常理，夫妻俩正当精力充沛，正该琴瑟调和，相依相傍，谁知竟疫从天降，绝症袭来，无情地夺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婵娟”。“壮岁失婵娟”，中年丧偶，已是人生的大不幸，更何况所失的又是自己十分倾心的可人爱妻呢！接下来，“汗手遗香渍，痕眉染紫烟”，则是由昭惠皇后的遗物——眼前灵筵上的手巾触发哀感。凝神细看，巾上还留有爱妻生时轻抹香靥的“香渍”，细描眉黛的烟痕。可目下是“香渍”犹在，烟痕尚存，而“婵娟”已失，这就更令人不能不倍增切腹之痛了。全诗至此煞笔，余哀不尽。
这是一首怀古咏史诗。诗的前两句写南朝都城金陵据山川之险，又上应天象；后两句借徐妃以半面妆接待梁元帝事，讽刺南朝皇帝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别出心裁，巧妙运用典故，以小见大，并借题发挥，在对南朝皇帝的讽剌中隐寓对晚唐君主苟安现状的不满，寄托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全诗篇幅虽小，含意却深。
该诗的显著特征是采用了拼接组合的对比手法，揭示南朝短命的原因。
前两句谓六朝建都的金陵有虎踞龙盘之固，且面临长江天堑，南朝统治者自持天地之险，王气上应天象，可以江山永固，划江而立，长保均分天下之势。然而除了东晋以外，在此建都的政权存在时间都不长，六个朝代像走马灯一样不停更换，这往往引起史家与诗人深深的思考。
李商隐的这首诗在六朝亡国的万千头绪中拈出一端：“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徐妃半面妆”谓梁元帝与妃子徐昭佩不和。徐妃以妒出名，后被元帝逼死。这本是宫闱异闻，不关乎南朝兴亡的国事。再则梁元帝建都江陵，也不是建康。诗人以萧梁事概括江左南朝，属以点代面；徐妃以“半面妆”讽刺梁元帝一眼眚瞎，发泄对元帝冷置的不满，原本属于后宫争宠琐事，诗人则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借此讥讽南朝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借题发挥，将“半面妆”和南朝统治者自恃的“分天下”的心理联系在一起，用“半面妆”这种蔑视帝王权威的嘲弄戏谑，轻轻抹倒南朝皇帝所夸耀的形胜与王气，不但使事灵变，妙语解颐，讽刺尖刻而不失幽默，而且在讽刺中表露了对不图进取，但求苟安的统治者的批判。
从结构上看，前两句先从负面蓄势，第三句的“休夸”为全诗枢纽，逼出下句，而“此地分天下”则承上二句。末句“只得”的限制，宾语“徐妃半面妆”配合得横岭侧峰，使此句言外有言，语脉摇曳而用意深邃，匠心独运。首句“地险悠悠天险长”，句内反复出现两个“险”字，正是全诗负面的“关键词”，再加上复音词“悠悠”的拖腔拉调，更显露了对持险可以固若金汤的统治者心态的批驳讥讽。从构思上看，这首诗单举萧梁事以概南朝，举的又是“半面妆”这种小事，采取以小见大、借题发挥之法。表面上是写南朝兴废之事，其中实则有晚唐的影子。晚唐政权的力量日渐衰微，实力甚至比不上南朝中分天下的半统局面。所以，这首诗不仅在怀古，实为现实当局而发，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才是此诗更重要、更深刻的用心所在。
这首词又名《快哉亭作》，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此词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快哉亭”周围的广阔景象。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图景，展现出一片空阔无际的境界，充满了苍茫阔远的情致。“知君为我新作”两句，交待新亭的创建，点明亭主和自己的密切关系，反客为主、诙谐风趣地把张偓佺所建的快哉亭说成特意为自己而造，又写亭台窗户涂抹上青红两色油漆，色彩犹新。“湿”字形容油漆未干，颇为传神。
“长记平山堂上”五句，是记忆中情景，又是对眼前景象的一种以虚托实的想象式侧面描写。作者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在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蒙的江南山色的美好回忆。他又以此比拟他在“快哉亭”上所目睹的景致，将“快哉亭”与“平山堂”融为一体，构成一种优美独特的意境。这种以忆景写景的笔法，不但平添了曲折蕴藉的情致，而且加强了词境的空灵飞动。以上五句新颖别致，引人入胜，通过作者昔日的淋漓兴致，传达出当日快哉亭前览胜的欣喜之情。
上片是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快哉亭下及其远处的胜景。下片换头以下五句，又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亭前广阔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动心骇目的壮观场面。词人并由此生发开来，抒发其江湖豪兴和人生追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三句，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江水中，形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平静的山水画卷，这是对水色山光的静态描写。“忽然”两句，写一阵巨风，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掀舞。至此，作者的描写奇峰突起，由静境忽变动境，从而自自然然地过渡到全词着意表现的着重点——一位奋力搏击风涛的白发老翁。这位白头翁的形象，其实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以下几句，作者由风波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作者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首词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下片的描写和议论，豪纵酣畅，气势磅礴，词中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有强烈的震撼力。全词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其中灌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