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富于包孕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第一句是写诗人客居洛阳，现在秋天到了。诗人没有大笔浓墨的渲染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凄惨景象，读者的阅读中当然不会有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凄凉感受。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晋代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增添了欲归不得的怅惘，思绪变得更加复杂多端了。“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欲”字颇可玩味。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本来显得比较抽象的“意万重”，由于有了这“欲作家书”而迟迟不能下笔的生动意态描写，反而变得鲜明可触、易于想象了。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是诗人的写信时的心理活动和动作。诗人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写自己怎么样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地写家书，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凡的动作来说明自己是在写家书。过去的交通很不发达，寄一封信回家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写一次家书当然要写长一点了。信写好了，发现还有的话没有说，当然要把信打开来补充一些了。诗人这样写诗是很贴近生活的，但是诗歌不仅要贴近生活，还要贴近自己，贴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思，这样才会震撼人心。这首诗就做到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最后两句。诗人虽然担心的自己的家书“说不尽”，但是还是封上信封，直到送信的人要走了，又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其实，诗人也并非没有写完这封信，既然已经把信封上了，就是一封完整的信了，其实就是自己的思乡情节在起作用，总觉得有话没有说完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的家书就是这样的言不尽意。其实，即使是拆开信封，也不一定就要补充什么。这就是心灵微妙的变化的反映，诗人通过“又开封”这一动作，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振动和变化的缘由就是思乡的情感。从结构上说，这也不是单纯的平面层次，是由动作，反映出了心灵的微妙感受的变化。和“断肠人在天涯”，“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样的诗句表达的情思相比，这是一种内心微妙细腻的情思，诗人用最平易语言表达出来了，没有过多的渲染和修饰，也是感人至深的。
全诗一气贯成，明白如话，朴素而又真实地表达游子的心态。在消息传达不便的封建社会，长期客居异地的人常有类似的体验，一经诗人提炼，这件极平常的小事、极普通的题材就具有了代表性的意义。后人每每读到，常有感同身受之叹，所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全诗共九章。首章以“緜緜瓜瓞”起兴，开首八字简洁地概括了周人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漫长历史。以下至第八章，全叙太王率族迁岐、建设周原的情况。正是太王迁岐的重大决策和文王的仁德，才奠定了周人灭商建国的基础，如《鲁颂·閟宫》所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篇末便自然而然带出文王平虞芮之讼的事，显示出其蒸蒸日上的景象。
周人早先所居的邠地，人们遭遇强悍游牧民族昆夷的侵扰，促使古公亶父举族迁移。《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狄人入侵，意在掠地，古公亶父事之以皮币、珠玉、犬马，均不得免，乃“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以其仁而“从之者如归市”。全诗以迁岐为中心展开铺排描绘，疏密有致。长长的迁徙过程浓缩在短短的四句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而“爰及姜女”一句，看似随笔带出，实则画龙点睛。姜女是当地平原民族姜族的长女，周与姜联姻，意味着古公亶父被承认为周原的占有者和统治者。同时，此句又为后文在渭水平原上的种种生活劳动的刻画，做了铺垫。
在“堇荼如饴”的辽阔平原上，周人怀着满腔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投入了劳动，他们刻龟占卜，商议谋划。诗人以浓彩重墨描绘农耕、建筑的同时，融人了深沉朴质的感情。他们一面“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欢天喜地安家定宅，封疆划界，开渠垦荒，一面“筑室于兹”。与落后的邠地相比，平原文明的标志便是建造房屋。走出地穴窑洞，在地面上修屋筑室，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周人安居乐业的开始，是周族初兴的象征，也正是古公亶父迁岐的伟大功业。对建筑的描摹刻画，正是对古公亶父的热情歌颂，故而诗中最精彩生动的描写正集于此：“陾陾”“薨薨”“登登”“冯冯”四组拟声词，以声音的嘈杂响亮表现了种种劳动场面，烘托了劳动的气氛。洪大的鼓声被淹没在铲土声、填土声、打夯声和笑语声中，真是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百堵皆兴”，既是对施工规模的自豪，也暗示了周民族的蓬勃发展。“皋门有伉”“应门将将”，既是对自己建筑技术的夸耀，又显示了周人的自强自立、不可侵犯的精神。由此歌颂武功文略便是水到渠成：“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表现了日益强大的周族对昆夷的蔑视和胜利后的自豪感。文王平虞芮之讼，突出表现其睿智与文德。结尾四个“予曰”，一气呵成，既是诗人内心激情一泻而出的倾述，又是对文王德化的赞美，更是对古公亶父文韬武略的追忆，与首句“緜緜瓜瓞”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诗章以时间为经，以地点为纬，景随情迁，情缘景发，浑然丰满，情景一体，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自邠至岐，从起行、定宅、治田、建屋、筑庙到文王服虞芮、受天命，莫不洋溢着周人对生活的激情、对生命的热爱、对祖先的崇敬。结构变幻，开合承启不着痕迹，略处点到即止，详处工笔刻画，错落有致。
这是一首语言极其雅致、意境极其苍茫凄美、绘景抒情都极好的词作。
词之开篇，“蘅皋向晚舣轻航”两句为我们描述了一位匆匆的行客，在傍晚时分，停船靠岸，准备“卸”下“云帆”，在船上住宿。这两句简单交代了时间、地点以及事由。接着词便进入了景物的描写：“当暮天、霁色如晴昼，驿练静、皎月飞光”，寥寥数语便描绘出一幅美丽幽静、让人沉醉的夜景图，在清朗的夜色中，皎洁月光的照射下，平静的驿水宛如一条白色的绸带，散发着明亮的光彩，月光水色上下辉映，潋滟无际。词人轻舟独泊，置身于如此空阔的境界中，定会感到自身的极其渺小，这种漂泊无依的孤独感也不由得使人茫然、伤感。所以词人所描绘的意境虽是优美的，而词人所透露出的情感却让人凄然。
“那堪听、远村羌管，引离人断肠”，这时，远方村庄飘来阵阵的羌笛声。羌笛之声乃凄切之声，所传达的也是一种凄切之情。夜深人静，远方传来凄切的羌笛声，而词人又置身于一片茫茫苍苍的空阔之中，耳所闻、目所睹都使人生出凄清、悲凉之感，更何况是如柳永这样常年漂泊、饱受离别之苦的人。所以，他说这笛声“那堪听”，他是受不了这样凄切的笛声的，可偏偏却是声声入耳，更“引”得他这个“离人”“断肠”。“那堪”二字使离人面对此情此景所引发的凄苦之意更深一层的表达了出来。
“此际浪萍风梗，度岁茫茫”，词人在这样的茫茫空际中陷入了“断肠”的悲伤中，他感到此刻的自己就如同随水漂流的浮萍或凭风吹扬的草木，不知道明天会到哪里，明天又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主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未来、前途、希望都是渺茫的，既不可知，也不可为，更无法去期待，“度岁茫茫”四字写尽了美好年华在迷茫中消逝的痛苦。以柳永之性格、际遇，他所引发的凄凉之感，所产生的迷茫之情，较之常人更为浓重，更加难以摆脱。
所有眼前面对的一切，都是令人伤感的，所以词的换头仅以“堪伤”二字，直抒其怀，既是对上片感伤情感脉络的顺承，又引起了下片感伤具体内涵的进一步表述，其短促的音节，非常适于表达词人无奈的心痛。“朝欢暮散，被多情、赋与凄凉。别来最苦，襟袖依约，尚有余香”，“朝欢暮散”是曾经的享乐生活，“凄凉”是如今的现状，“多情”是痛苦的根源，正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所以“别来最苦”。因“多情”而伤离别，因离别而有痛苦，层转层深，层深层叙，情感表述真切、强烈。仿佛“依约”间，词人嗅到了“襟袖”中尚存的伊人的丝丝“余香”，这其实是因思念而产生的幻觉，由此也可看出词人思念之深切。
下片后半部分词人转换角度从对方着想。“算得伊、鸳衾凤枕，夜永争不思量”，由自己对“伊”的“思量”推想到“伊”对己的“思量”，由自己的侧夜难眠联想到“伊”的孤枕不眠，心痛、感伤，其体贴温存，感人至深。接下来词人又把笔墨宕开，有推想转到回忆：“牵情处”，“惟有临岐”，“一句难忘”。词人舍其他不言，专择取分别时的一个镜头，就要远行，他们之间定有许多话想说，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又无法说尽，终于只化作临分别时的那句叮咛。这个情景，这句叮咛，已深深刻印在词人的心中。词的结尾宛如一个特写的定格，有着强调、放大情感的效果，凄楚动人，令人黯然神伤。
《乐府余论》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论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柳永这首词“曲折委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长短不一的句式使音节流转顿挫，极易于抒发曲折委婉之情，且有一唱三叹的效果，极为动听；这首词又“具浑论之气”，词中之景象阔大，水天一色，意境既优美凄恻又悠远苍茫；这首词还“高处足冠群流”，写景有全景亦有细节，写情有感想、幻想、推想和回想，极其铺陈，而且相思之情隐然结合了身世漂泊、志意追寻与落空的感慨，情感抒发十分丰满。但在语言上，这首词却不用俚语，颇具高雅清扬的气度。总之，这首《彩云归》堪称柳永慢词长调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