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灭吴》记述的是春秋末期吴越争战的著名历史事件。越王勾践在与吴王夫差的战争中被击败后，以各种屈辱的条件向吴国求和。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忠告，却听信了被越国贿赂的太宰嚭的谗言，准许了越国的求和，使勾践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之后，率领军队进攻吴国，吴国因此而亡。
文章一落笔直写勾践。勾践失败后，正率五千残兵退守于会稽山上。这时的他，是一位失败后痛定思痛、盼望雪耻复国的君主。全文分三部分，紧紧围绕勾践誓雪国耻这一主要的性格特征展开描写。首先写勾践同吴国求和，突出了他痛下决心、希望东山再起的一面。其次，写勾践为打败吴国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准备。最后，写勾践出征灭吴，一举获胜。作者虽从请战开始，但重点依然落到勾践雪耻复仇这一点上。
这首酬答诗是专为秦嘉奉役赴京师而作的。这首赠别诗表达了病妇独守空闺，牵念丈夫的痛苦。前十句是化情于事，后十句是直抒其情。在表现形式上，诗人仿效楚辞的兮字句式，每句皆用一“兮”字，极表感叹之情。这与全诗悲伤咏叹的情调颇为相合，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全诗大致分二层意思。
第一层，作者陈述自己未与丈夫互诉衷肠的原委及内疚之情。写自己患病母家，身体不好，常常被病魔缠绕，所以回了娘家，至今卧床不起，不能出门已有数月，仍然没有痊愈，不得与夫话别。“不令”，不善；“婴疾”犹抱病；“差”，病愈。
“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二句转写自己因病未能拜见丈夫，亲自服侍稠陪伴他，有违敬夫之情。“觐”．朝见，拜见(君主)。作者用“觐”字以示对丈夫的尊敬和爱慕。当时，秦嘉派去接徐淑的车已经“空返“，作者深感内疚而作此句。由此能感受女诗人内心蕴藏的复杂情愫。作者首先交待不能送别的原因，虽是叙事，而又化情于事，于事见情。平静的水流是最深的水流，强忍不露的感情更为诚挚动人，这几句看似平平叙事的诗，亦复如此。
第二层写自己得知丈夫即将远行却难以面别的悲凉和凑苦。
君即刻奉命去京师了，“一别音容两茫茫“，岁月多么漫长啊l所谓“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何况此别并非几日。而我未能与你宽语相慰，对你倾叙思恋之情。下二旬“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借《诗经·燕燕》中“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的意思，自己不能长亭送别只好在想象中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你远去的身影，在那里独自徘徊。接下来，作者写登高远望仍不见丈夫踪影的内心感伤和联想。旧时代的妇女往往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于丈夫，即所谓“出嫁从夫”。故与久别归来的丈夫团聚乃是她们最为欣喜之事。何况秦嘉夫妇感情甚笃，故未见面之遗恨更深。
于是作者忧虑丈夫行路前的衣食是否备妥，心情是否忧郁，梦想其容晖。今日一别，何时相见呢？作者极想获悉下次相聚之时日，而事实上又不得而知，故言限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作者任自己思绪联翩，想象驰骋，表达了自己恨不能象鸟一样展翅而飞，永远与丈夫形影不离的感情。别离之际的神伤魂泣，女诗人身染沉疴，竟连“消魂”的叙别亦不能得。丈夫远出，相去日远，诗人不禁幻想自己能插翅高飞，长追不弃。然而幻想终归还是幻想。
“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是对自己此刻心情和神态的真实写照。想象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使作者更伤感了，无奈只得长叹一声，让汩汩涌出的泪水打湿衣裙罢了，又能如何呢?缠绵俳恻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从焦躁中冷静下来和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之后的感伤。“长”字“永”字，同义重复，更见得此情的厚重压抑，深沉含蓄，至此一个赢弱、多情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了全诗感情真挚，一片深情。“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四句虽未明写渴望与夫相聚，但此情却渗透于字里行间。
徐淑的丈夫秦嘉入洛阳就职，当时徐淑正卧病母家，夫妇没能面别，秦嘉作《留郡赠妇诗》三首与妻话别。徐淑以此诗作答，表达不能与丈夫相随前行的悲痛伤心和对丈夫的挚爱深情。
这首诗题为《伤温德彝》，中心在一个“伤”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将官温德彝有功而未得封侯一事，借汉代大将军李广的命运作比，对唐代统治阶级的赏罚不明，埋没有人才，进行了大胆的讽刺。
诗人先濡毫大书边将温德彝的卓著功勋：“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古代泛称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为戎，戎虏乃对其蔑称。史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麾军直驱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多用典故，借古讽今是此诗的特色，诗中名物事迹皆不可拘泥字面，“一败龙城”喻称边将大获全胜。此两句从“戎虏”的“犯”，写到“戎虏”的“还”，虽然将军的战绩只字未提，但将军的卓著战功已经写出。两句以夸张的笔墨、雄豪的气势，赞颂边将温德彝面对戎虏的进犯，奋起反击，斩获至多，敌军只落个匹马逃归的惨败。昔年建功如此，昂首青云，扬眉吐气。
接着褒扬之笔一顿，厉扬奋发之气全敛，出之以沉痛不平之语：“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李广功劳很大，但不得封侯。他曾反思平生、扼腕怅叹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建者，何也？”丘垄似天山，谓建功天山，死后建冢亦似天山，系化自霍去病祁连山冢典故。霍去病乃汉武帝后族，夤缘少年得志，十八岁即领兵作战，六次征讨匈奴，将西匈奴驱至祁连山以西，二十四岁病逝，汉武帝特许建冢像祁连山，以示殊恩，世以为荣。其墓在今陕西兴平县茂陵（汉武帝陵）东五百米处，土冢犹存。第三句写李广有功“不闻封”，第四句用一“似”字作了入骨的讥讽。题中之“伤”字，其意也就自在其中了。诗人借汉庭暗指唐朝，以李广喻比温德彝，醒警而形象地指责李唐王朝厚此薄彼，对一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将领刻薄寡恩，激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发人深省，令人愤恨。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者岂止边将，诗人亦属其列，故有此同情。纵览《温庭筠诗集》，与此诗旨意相仿者时有可见，《赠蜀府将》云：“志气已曾明汉节，功名犹自滞吴钩。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苏武庙》云：“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联类并读，当有助于理解此诗中的悲情恨意。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