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全词写作者被贬谪而壮志难酬的彷徨和忧心。上阕写作者隐逸于太湖旖旎风光的乐趣，下阕写作者深感岁月蹉跎而志向难伸的苦闷和惆怅。
从沧浪亭极日远眺，一览太湖风光。虬风物潇洒，澄静深远，烟波浩淼，水流旷远。作者完全沉浸在与天地同乐的沉醉中。其在《沧浪亭记》中说：“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作者自号“沧浪翁”，其人生境界似乎已经达到“乐天”的程度（观代哲学家冯友兰言人生有四种境界：知天、事天、乐灭、同天）。然而，“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突然，某种意识发作猛然将作者拉回到现实中，某种生命的忧思和烦恼在心中升起。而“念”“忽”“急”“还”更是展现了一种意识的时间之流。扁舟急桨，撇浪载鲈，在天地归一的境界中惊现了人生的繁忙和生命的艰难。“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则昭示了人生之路的风雨猝然与曲折蜿蜒。上阕之转折在于“忽”字，将自我生存的意识唤起，从而使得作者脱离归隐自然的混沌状态，而有意识于生存意义的危机。
“沧浪亭”取意于屈原《渔父》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精神。表达了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故而可以看出，苏舜钦始终摆脱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情结。很自然响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苏舜钦被削职时正值人生壮年（37岁），因此对“华发改朱颜”有深切的担忧。欲对历史寂寞有所克服和超越，不甘于生命的淡出，便是上阕一“忽”字所拉出的本意。作者欲凭临寒潭隐居，却担心不被鸥鸟信任和接纳自然是托辞，生命看不到出路，时间正黯淡着光芒，未来之路不明朗，施展抱负的机会太渺然，这才是根本的痛苦。因此，全词以那种看似闲适却以充满反抗与无奈情绪的“无语看波澜”的情景收场。正点出这句真理：所谓波澜便是世间，世间便是波澜。
这首词虽侧重写太湖风景，抒发作者愤激之情，但作者由遭谗而退隐，再到心甘情愿地退隐，由忧谗畏讥转为愤世嫉俗，进而转为疏狂的心路历程交代得清楚明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奋力抗争的积极人生观。刘熙载有言：“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艺概·词曲概》）苏舜钦这位倚声家深得其妙。词中，他由“烟雾深锁”转为“落日暴风雨”，而至“刺棹穿芦荻”。由“方念陶朱张翰”转为“拟借寒潭垂钓”。再到“无语看波澜”，一转一深，越转越妙，景生情，情生景，情景交融，从而揭示出词作的底蕴。
上阕由问句起：“问君何事轻离别”，这句是词人故意模拟妻子口吻质问自己：你为何轻视离别？表面上是妻子恼我，骨子里是我谅妻子，笔致深情而委婉。接以“一年能几团圆月”句，其怅叹离多会少之情已见。词人并不是“轻离别”，只是身为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他随扈出行，不得不离，不得不别。“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二句出之以景语，以美好的春色反衬有家难归的悲凄。“乍如丝”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北地的季节在仲春，那么此时“故园”也就春意阑珊了。
下阕明确点出“归不得”的缘由，即扈驾从巡，身不由己。“春归归不得”一句上承“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言春尽而不能归的怅惘心情。“两桨松花隔”，南朝民歌《莫愁乐》：“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词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是因为被松花江阻隔，不能回去。表面是怨江，实际上是怨侍卫之差事阻其归家与妻子相聚。结篇二句是此时心态的描写，即追思往事，令人心寒，犹如眼前松花江水的寒潮起伏，不能平静。
全词话语直致，但内容曲折，首句的拟言和结句的用典都为本词增加深沉宛转之情，深婉感人。
《铜雀妓》是乐府诗题名，也叫《铜雀台》。铜雀原名榭台，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造，台上有铜铸大雀。《铜雀妓》诗，多是凭吊怀古或咏史之作。据《邺都故事》记载，曹操命其子将其葬在邺之西岗；妾妓都住在铜雀台上，早晚设酒食祭奠，每月初一、十五在灵帐前奏乐祭礼；诸子也经常登台瞻望西陵墓田。
王勃的《铜雀妓二首》是“裁乐府以入律”的。这两首五言律诗都描写歌妓的凄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在其中，诗人对终身被幽禁于深宫的歌妓的不幸生活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不平。
第二首开头“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是以歌妓的口吻感叹自己的不幸身世，使沉郁悲凉的气氛一开始就笼罩了全篇。据史书记载，铜雀台很高，上有宫房一百二十间，歌妓们被关闭在重重宫门之中。这里的“闭”字表现出了深宫里歌妓没有自由的痛苦。颔联“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进一步描写歌妓内心的孤寂。
她们本来是用自己的姿色、技艺娱乐君王，博取君王的欢心的。而此时就连这样的机会也已经结束了。曹操死了，还为谁歌舞，为谁修饰容貌呢！然而她们仍然得按照曹操的遗命，“每月十五，辄向帐前作妓乐”，为曹操的“魂灵”歌舞。这更可悲。君王就连死后都操纵着她们的命运，她们唯有终老宫中，永不得见天日，其中悲苦可想而知。颈联“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是写歌妓没有任何希冀，在死寂绝望的心情中，心灰意懒，华贵的铺盖没人再折叠，绫罗的衣裙也不想再缝制，“谁再缝”的“谁”字用得好，以疑问代词代替否定词与上句的“不”字相对，含意双关而有力。“谁”实为“人人”，说明有这样命运的人很多失去自由，没有欢乐没有理想，虽生犹死。尾联“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承上联之意而作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恨绵绵，歌妓在那高入云霄的铜雀台上放眼远眺，只看到西陵苍松翠柏，不觉凄然泪下。
诗人写《铜雀妓》诗，是为了以古喻今，针对当时幽深的宫廷生活有感而发的，通过生动的形象抒发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借曹事以讽唐，“用意隐然，最为得体。”此诗不同于一般的凭吊怀古诗，对于史事不着力显微阐幽，而能别寓兴意；不采取直抒胸臆或议论，而以歌妓的口吻自叹自哀，真情实感，分外动人。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上似乎有些类似曹植的《名都篇》。首联写天子的狩猎队伍，从皇宫出发经过上林苑到达目的地——闲田。“闲”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了天子狩猎不是在良田上举行，不扰民，不害农。二三联写射兔过程，描写了一个热闹紧张的场面，其中“一发遂双连”是直点题目。四联从人、弓两方面描写射猎场景：上句言狡兔，“含霜草”意指霜还未化的清晨时分；“向月弦”，状写弓被拉得极满，如满月，这是借弓称美皇帝的技艺。五联是承上联而来，“欢声”、“喜气”都是对御箭连中双兔的说明，“动寒木”和“满晴天”，极言随从者称颂山呼之声。尾联以议论作结，犹言吾皇实有武技，胜于只在诗篇中空见射猎之事的陈思王曹植。
此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运用了衬托手法。狡兔三窟，兔子其实是一种灵敏矫健的动物，故很难射中，加上为示好生之德，狩猎时要让开一道，更增加了射猎的难度。但尽管如此，天子还是连中了两兔。射中双兔，除了因为有良弓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有百步穿杨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在反衬之下就显得尤为高超了，是对君王射艺的一种称赞。二、尾联含义深刻巧妙。陈思王曹植曾作乐府诗《名都篇》，写洛阳贵族子弟如何耽于斗鸡走马之乐，而无治国忧民之心，中间两度出现“我”字，看似自责，其实是刺世。诗人说“那似陈王意”，就意味着他写这首诗所抱的心情和曹植是不同的，并未对狩猎本事心存讽刺。文治武功向来是封建社会衡量好的君主的两个重要标准，此诗从一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这种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