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了寒地之夜,贫苦人民和富贵人家悬殊的生活处境,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诗意境凄凉婉转,充满幽愤悲怆之情。
全篇立意,可用杜甫两句诗来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但它描绘得更为具体,展现了一幅贫富悬殊的画卷。一个寒冷的冬夜,贫苦的百姓们席地而眠。本该像今天北方烧炕似地,先用柴火将地皮烘热,然后才能躺下。可他们没有钱买柴火,只得睡在冰冷的冻土上。好容易挨到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于是站起来直叫冷。“半夜皆立号”五字,非常精炼而又准确。特别是那个“皆”字,又代表了无数啼饥号寒的普通百姓。
从“冷箭”一句起,诗人的笔触从地面转向四壁。冷箭、棘针,形容从破壁中吹进的冷风。“霜吹破四壁”,极言寒风之劲。霜花竟能从破壁中吹进,屋子缝隙之大可想而知。冷风挟着霜花,穿过破壁,象冷箭、棘针一般砭人肌骨,无此生活体验者绝不能写出,有此生活体验而不关心民情者亦不能写出。孟郊是一寒士,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曾云:“郊穷饿不能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故能写出此语。而“苦痛不可逃”一句,则呼喊出受难者的心声。室内尚如此寒冷,何况冰天雪地的室外,即使逃出去,也是活活冻死。联系下文来看,这句也可看作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苦寒的百姓是永远翻不了身的。
“高堂”二句写富贵人家夜宴时鸣钟奏乐,直至天明,烹调美味佳肴的香气还久久不散,四处可闻。同前面所描写的相比:贫者一何苦,富者一何奢!由此看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确是封建社会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在这种对立面前,贫者有两种选择,或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或揭竿而起、抗争命运。此诗作者选择了后者。
诗中写寒者不胜冻饿之苦,宁愿化作扑灯蛾,被灯火活活烧死。这是受冷之极、渴求温暖的一种心理变态,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尽管如此,那点燃着兰膏的华灯却被层层纱幔遮蔽,使他(或他们)难以接近。尽管“仙罗”遮挡,华灯难近,寒者还不住地在四周转悠,寻找机会,以求一近“华膏”。“虚绕千万遭”,虽属虚指,然却反映了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境遇。一个“虚”字,包含了极度惆怅、失意之情。
“到头”二句,把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寒者绕帐转了不知多少遍,终因冻饿疲惫不堪,倒地而死。寒者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也无人过问。不仅如此,那些在罗帐里通宵吃喝的富人,还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踏着尸体,恣意遨游。如此惨状,惨绝人寰。
在中国文学史上,揭露如此深刻的作品,实在并不多见。这首五古,用的是赋体。它从头至尾,娓娓道来中唐时代残酷的现实。人物形象都是通过自身的行动进行刻画的,且与所处的环境结合得相当紧密。诗中采用了十分贴切的比喻,如冷箭、棘针之喻寒风,飞蛾之喻寒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如“虚绕千万遭”,“踏地为游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对比中展开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揭露贫富的对立,歌颂寒者顽强不屈的意志,鞭挞富人灭绝人性的逸乐生活。直到最后,作者才忍无可忍地出面责问:“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君子当然是诗人自指,或许也包含郑某一类有良心的官吏。郁陶是悲愤积聚之意。这里的问题提得异常尖锐,游遨者不仅仅是参加夜宴的几个人,而是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这两句叙事,显得很随意,是说在东皋种苗,长势如何如何。但就在随意的话语中,显出了一种满意的心情,他说这话好像是在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陶诗中有“带月荷锄归”,“浊酒”云云是常见的语句。看来他对“荷锄”并不感到是多大的重负,差不多习惯了。“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去来兮辞》有“或巾柴车”的句子。这两句写得很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家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自然。“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归去来兮辞》有“稚子候门”的话。等着他的就是那么一个温暖的“归宿”,此时他的倦意会在无形中消释了。这四句写暮归,真是生动如画,画面浮动着一层安恬的、醉人的气氛。这就是陶渊明“田居”的一天,这一天过得如此充实、惬意。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这是设问,自问自答,如同陶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句式。这与陶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意思相似,表示了对劳动的重视。“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桑麻兴旺,蚕事顺遂,这是他的生活理想,正如陶诗所写:“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下面写道:“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素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心愿。后面这一段通过设问,揭示陶渊明劳动的体验、田居的用心,很是符合陶渊明的实际。
今《文选·江淹拟古三十首》收有这首诗,并被当作《归园田居》的第六首。宋代大文豪苏轼就以此为陶诗,还特举“日暮”以下四句赞扬之,且写了《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而后世诸家以为此诗非陶渊明所作,当是江淹所作的拟陶诗。
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这是一首送别诗。生离死别,是人生痛苦事。因此,送别之诗大多消沉凄苦,字句显得沉闷。唐初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摆脱了这种传统的写法,成为送别诗中的名篇,徐铉的这首送别诗,虽不及王勃诗那样有名,但也别开生面,有其独到之处。
诗的首联扣题,写送别,先写送别时的形势。当时南唐偏安江南,其他地区正战乱不绝。朋友相别,离愁别绪,本来就够凄苦的了,又值兵乱不绝,更令人焦心。这“海内兵方起”一句,包含甚富,突出了感离伤别的浓重气氛,带出下句“泪易垂”之意。
颔联归结到王四十五身上,并抒发了诗人的惜别之情。“负米”事见《孔子家语·致思》,王四十三离开相对安定的地区,不辞艰险,回家尽孝。下句作一转折:“当此落英缤纷之时,我们二人正应把臂同行,赏花饮酒,你要回家尽孝,我只得在此送别,只可惜辜负了春光。”“无可奈何花落去”,惜别之情更见凄婉。送别的气氛,与王四十五的情谊,至此已抒写得淋漓尽致了。于是颈联语气一转,由伤离而劝慰。诗人另有一首《七夕应令》诗说:“斗柄易倾离恨促,河流不尽后期长”。“后期”亦同此义。这句是说,一别之后,可以鱼雁往来,相互宽慰,终还有相逢之日。末联“折柳”相赠,则是古代朋友相别时的习惯,以后就成了送别的代称。《三辅黄图·桥》即记“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唐代权德舆《送陆太祝》诗亦有“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之句。这一联是说:我情意殷勤,折柳相赠,君须记取,这是向南之枝。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东都江都在江北,江宁则在江南,友人虽北去,然而思念朋友之时,必定会翘首南望的,所似特地说“此是向南枝”。这样,末联以折柳相赠,慰藉友人,归结全诗。
此诗表达了朋友间的真挚情意,抒写了离别时的缠绵情思,但伤别之中有劝慰,并不一味消沉。诗的语言也平易朴实,颇能感人。在送别诗中,是一首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