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一位尊贵的男子驾车驱驰在浚邑郊外的大道上,车马隆隆,旗帜飘扬。接下来是对旗帜和车马的特写:旄是“素丝纰之”,用素丝织的流苏镶在旗帜的边上,可见其色彩鲜明及飘扬姿态;马是“良马四之”,四匹高头大马驾车而行,十分气派,意气风发。
第二、三章意思相近,但比第一章旗帜越来越漂亮,距离浚邑越来越近,车马排场越来越盛。而离目的地越近,其情越怯。
此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但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毛诗说以“之”为“贤者乐告以善道”(《毛诗序》)的对象,朱熹以“之”为“答其礼意之勤”(《诗集传》)的对象。“之”指代的应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访贤说”,那“之”必然是指被访的贤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关于诗中是“四之”“五之”“六之”,《毛传》解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对此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
从诗艺上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严谨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如果按“访贤说”,那么此诗反映访贤大夫求贤若渴的心理可谓妙笔生花。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据《唐诗纪事》及崔峒朋友们的诗文记载,崔曾登进士第,大历中任拾遗、补阙等职,后因事贬为潞府(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县北)功曹,终被贬于州刺史,卒于贞元中期。从诗的作年和诗中语气来考察,这首诗可能即作于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于闲官,且诗人所居之地又远离朝廷,因而诗的上句说数年来漂泊江湖,摒弃做官的虚名,下句“竹杖纱巾”,是隐者装束,意思说自己逍遥自在地生活,大遂平生之愿。金圣叹批曰:“‘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之四上)以“遂”字为中心解这两句诗,一语中地。下一联具体描写潇洒的生活:“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云外”,即指世俗之外,宦海之外,此指诗人现居的闲散之地,此联诗人自述一切率意而为,有时逢寺即宿,有时日落西山,无事时沿江漫行。这两句颇似司空曙《江村即事》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一联的意趣。
颈联归结到寄韦李本意。“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上句陶潜指李明府,陶曾为彭泽令,故以陶比李,下句庾亮指韦应物。陶渊明既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李又是崔峒友人,从那首《赠同官李明府》中“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的句子,可以看出李明府也是一位胸怀磊落的人物;庾亮为晋朝太尉,《晋书》卷七十三载:亮都督江荆六州军事,镇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楼,亮至,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据胡床啸咏,其坦率多类此。”“楼中对月”疑写此事。韦应物为大历、贞元间著名山水诗人,性格清雅闲静,诗风恬淡,亦非追求功名利禄者。崔峒以两位清雅疏放的古人,比喻两位同样雅洁的今人,说他们做官,不说政绩怎样,而说看花、对月,这样写主要是对他们“吏隐”生活的向往,同时稍露自伤不遇之情。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尾联转入满腹牢骚不平,诗人向两位朋友诉苦:我不远万里,到京城献书,谁知“君之门兮九重”,一片赤诚,难以上达天听,不为君知。这两句并不是“悔献书”,他对献书毫不悔恨,只是怨自己运气不好,怨君王深居禁中,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干,使得他不能象韦苏州和李明府那样,既能当官,又过着“潇洒送日月”的生活。“十才子”诗中常交织着“仕”与“隐”的矛盾。他们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最惬意的莫过于“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这样吏、隐两全的生活,崔峒因未得到这种“待遇”而产生怨恨,不过,他的“怨”,是“怨而不怒”,合乎中庸之道的。崔峒的友人王烈有一首《酬崔峒》诗,对他的矛盾心理写得很形象具体:“狥旬世甘长往,逢时忝一官。欲朝青琐去,羞向白云看。荣宠无心易,艰危抗节难”。
崔峒的诗全国仅存一卷,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被选录了崔诗九首,并评价云:“崔拾遗,文彩炳然,意思方雅。”这首诗,意象高华,投赠之意,怨愤之情,出以雅正之笔,为崔诗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