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词的上片，用“记神京”开篇，化实为虚，回忆当年故都“柳绿花红”的繁华景象和自己裘马清狂、“解衣沽酒”的浪漫生活。下片以“到如今”过渡，由虚入实，描绘汴京沦陷以后“满目飞蓬”的衰败现实和词人凄凉悲怆的心情。全词没有一句议论、抒情之语，但字里行间尽显忧伤之情，含蓄蕴藉，感慨深沉，读之令人黯然。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读者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此时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此时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此时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此时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全文分为三大部分。从开头到“归母氏而后宁”为第一部分，叙说远游之因。先说主观高洁志行：仰慕先哲仁义贞节，遵循法度，抱负远大，并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再说客观悲惨遭遇：“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徒有忠君报国之志却无人理解；“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君主不分贤愚善恶；“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不断遭到小人的谗害。内心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的残酷打击造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作者痛苦不堪。而他又生性耿介，不肯顺应时俗，偏偏“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故落得“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的孤独特立的处境和生不逢时的感伤，故燃起远游自娱、求索理想的欲望，“想依韩以流亡”。故就岐山向善于卜筮的古代贤君周文王陈述情怀，请求指点。文王占得的卦意是：“远走高飞保全名声为大吉大利。历览众山四处周游，振翼凭急风高扬美名。二女动情于高山，寒冰毁折不可经营。天高尚可变为水泽，谁云道路不平不可行。你占得的是栖鹤兆，鹤子只有回到母鹤处才会得安宁。”文王所占既引发了下面远游六合的情节，又预见了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既告诉说远游道路坎坷，又鼓励说要尽力远游去寻求贤君。文王的占卜坚定了作者远逝自疏、躲避谗言、另求贤君、实现理想的信念。

　　从“占既吉而无悔兮”到“临旧乡之暗蔼”为第二大部分，写远游的经过。一游东方。登上蓬莱仙山，顿有远离世俗之累飘然欲仙的欣喜，但这里只能是“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而这并不是远游的目的。这时作者突然忆起曾梦见生长在昆仑山上的木禾，就产生亲登昆仑山的念头，于是指向西南奔向昆仑。

　　二游南方。凭吊了大禹、重华、祝融的旧地，登上日行正中的昆吾，并在昼夜喷吐烈焰的火山边休息，酷热难耐，倍感孤独，于是再向西行。

　　三游西方。经行都广的建木神树之下，拾取神树若木的花朵。虽此地之人寿命都在千岁之上，但这也不是他所追求的，故又继续前行。

　　四游九州中原。在黄河之滨请黄帝为他占卜前程。黄帝历数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以为据，告诉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反复论说祸福相因，难以预测，贤愚杂糅，难以分辨，但要相信一条“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枕而佑仁。”苍天所视明察秋毫，它会辅助诚实仁德之人。善行必有善报，但要尽力求索，不能坐等机遇，最后嘱告说：“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故作者重振远游之志，继续求索前行。

　　五游北方。作者极度渲染北方的寒冷：“行积冰之硙硙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风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以至使北方神兽玄武与螣蛇都冻得或缩入壳中，或盘缩一团。在这阴极之地，又念起阴中之阴，故纵身下潜。

　　六游地下。没想到地下远不如海外四方，故作者只是“趋谽谽谺之洞穴兮，标通渊之碄碄。经重阴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潜深。”匆匆而过，就“追慌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再度升天，飞向西北。

　　七游西北钟山。在这里凭吊了祖江神，会见了西王母，又遇到了太华玉女、洛浦宓妃二位女神。二位女神体态妖娆，光彩照人，并赠玉佩缯绮以通情谊，但这些外在的形貌重物并不是作者所追求的，作者汲汲以求的是内在情志的契合，故曰：“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不及答赋，匆匆前行。此即应合了文王所占：“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

　　八游昆仑。终于来到梦中所念之地，作者纵情驰游，并再次请巫咸为他占卜曾见木禾的梦。巫咸占曰：“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君。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巫咸所占预示了远游的结局，故作者虽受到百神的热烈欢迎；虽内心非常羡慕光辉灿烂的天上仙都；虽终于寻到远祸全身的乐土；虽能唯意所适，纵情畅游，但远祸全身的欢悦并没有淹没忠君恋土的哀愁，所以当他“据开阳而頫盼兮，临旧乡之暗蔼”之时，内心斗争更为激烈，最后只有放弃了一己的欢悦，而以生命为代价去恪守忠君爱国的贞节。即便在冥冥幻想之中他也不忍离开君国于一步。

　　从“悲离居之劳心兮”至结尾为第三部分，写远游的结局。作者从天上回落人间，从光明的幻想中回到黑暗的现实中，欲进不能，欲离不忍，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退修初服，归耕田园，“心远地自偏”，思玄聊自慰。并卒章显其志，以诗总括全文主旨。

　　这篇赋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从其表现内容、情感上看：作者借梦幻远游的浪漫主义形式抒发现实生活中的哀愁。他主观抒发的虽是一已的悲哀，但客观上不仅塑造了志行高洁的自我形象，而且也揭示了汉代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与黑暗，揭露了阉党谗害贤良的丑恶，揭露了君主不分善恶的昏庸。悲哀之中有不满，有反抗，压抑之中有高扬，而对美好境界的追求更带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其表现方法看：既有如实的直述，更有虚构的幻想。作者融汇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乃至阴阳五行、龟卜草筮、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编织远游上下四方的情节，通过叙说幻想虚构的情节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并将海外众仙、历史人物、天上星宿、卜筮卦象、花草鸟兽、服装玉饰构成六大意象群，其中又多分为性质相对的两组分别象征着光明与丑恶，它们已不是孤立的比喻，而是群体的象征。作者不仅赋神仙、历史人物以生命，甚至还赋卦象、星宿以生命，共同参与他上天入地的求索，如文王所占：“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之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二女”、“鹤”等都是将抽象的卦辞、卦画转化成的具有生命的形象。又如“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锵锵。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其中“王良”、“驷”、“高阁”、“策”、“罔车”、“青林”、“威弧”、“封狼”、“壁垒”、“河鼓”等全是星宿名。作者或用拟人之法，或赋双关之意，将它们转化为具有生命的形象参与远游求索。这可以说是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兴之法。作者对天地四方的地理、气候特征以及与其相关的神话传说、历史掌故的准确描写和交融吻合，都充分显示出了精通天文、历算、五经、阴阳、机械制作、属辞造赋的作者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奇特丰富的想像力及高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

　　其次就是构思的巧妙。这篇大赋采用的是内外双线并行的结构形式。作者以远游为外在线索，依次叙说远游的原因、经过及结局。在文章的主体，即叙说远游的过程中又以梦见木禾为线索。由于所梦木禾生长在昆仑山上，便产生占梦并登览昆仑山的愿望，也就引出了远游天地四方的情节，并使远游之地的转换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以梦境的产生及其实现与破释来安排远游的历程，不仅符合当时人们的思维习惯、欣赏兴趣，也使上下四方的远游紧紧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另外，作者有意安排的三次占卜也是别具匠心的。其一，三次占卜不仅预示了远游的经历及结局，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文章的结构更为严谨周密。其二，大凡人们在无力左右自身，无力消除痛苦之时才去求神问卜，故占卜行为本身也从侧面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个人力量的软弱及其内心痛苦的程度。其三，巧妙借助占卜之词表现心灵斗争的另一个侧面，抒发牢骚，流露逃逸意象，流露对昏君阉党的不满。借他人之口说自己要说的话，既委婉，又尽意；既不留把柄，又不失君臣之义；既“言之者无罪”，又“闻之者足以戒”。其四，占卜之词也使其文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增强了诱人的力量。

　　文章的内在线索则是作者心灵矛盾斗争的运动历程。从纵向上看：先述忠情，这是扬，是主观情志的高扬；再叙忠而受谤的孤独苦闷，这是抑，是客观打击造成的压抑；再叙上天入地的求索，则又是扬，每一次求索的开始都是充满希望的高扬；而每一次求索的失败再度陷入苦闷则又是抑，是希望破灭的压抑；登上昆仑山，神态高驰，这又是扬，是幻想中的高扬；但当他瞥见故土，燃起归乡之情时，这又是抑，是思乡退隐的压抑；回落故乡之后，又高唱着“回志朅来从玄諆，获我所求夫何恩！”这又是扬，是在更高层次上作出超然物外的高扬，而这种高扬实际上是压抑的变态。扬抑的交错则展现出作者心灵运动的发展曲线。从横断面上看：每一断面又充满着心灵的矛盾斗争：忠君与怨君，独立不迁与顺从时俗，进取与退隐，去国与恋土……，作者的战斗冲动与逃逸意象始终交织一处，构成了作者心灵运动的具体内容。

　　金沙堆是一个“堆阜隆起”的沙洲，位于洞庭湖与青草湖之间。夏秋水涨，洞庭、青草二湖相连，沙洲隆起部分显露水面，高达数丈。其上宽衍，有青草庙。张孝祥虽是罢官而归，但他登洲祭庙、赏月，饱览湖上风光，游兴浓厚，接连写了《金沙堆赋》《念奴娇·过洞庭》以及《观月记》等纪游之作

　　这篇文章写作者罢官北归，途径洞庭湖，登湖中金沙堆观月所见。作者开篇先不写观月，而是以议论的方式层层递进，提出观月“四美”之说，体现了不同凡俗的审美趣味。后半部分叙写观月经过，先写中秋之夜的晴空明月，次写金沙堆空旷幽远的环境，再写孤舟停泊，独身而登，恰好满足“四美”的条件，表现了作者金沙堆观月时的舒畅心情，也透露出罢官后欲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乐趣以排遣烦恼的心态。全篇将议论、叙述、描写、抒情熔于一炉，笔法多样，见解独到，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颇见作者匠心。

　　文章题虽为《观月记》，但对于观月经过、月下景象却记得很少，重点是写作者观月所产生的感受。文章前半部分强调金沙堆观月机会的难得，表现的是作者这次观月的满足心情。从表现艺术的角度看，这对突出湖上月色之美有一种衬托作用。这段文字反映出作者观月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他认为观月有四种境界，即看中秋极明之月、临水观中秋明月、独往临水观中秋明月、独往离人远处临水观中秋明月，而以后者为高，且最难实现。叙述中，句子由短而长，句式富于变化，或直言，或反问，或慨叹，一任情感流泄，显现出作者审美经验的个性色彩。而后续上一句：“今余之游金沙堆，其具是四美者与？”既点出作者此番观月达到最高境界的特点和得意心理，又对下文写观月起到引带作用。

　　作者写洞庭观月所见，文字较为简略，仅言“天无纤云，月白如昼”“其高十仞，四环之水，近者犹数百里”，及“沙之色正黄，与月相夺，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而已，可谓点到即止。但读后却能进入美好的想象世界，得到一种回味无穷的美的享受。其因一则是作者写其所见，取材典型，纵然一点两点，却能构成一幅富有意味的完整画面；再则是作者写景是和抒发领略景物之美的强烈感受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写景是在抒发感受时带出来的。不但文章前半部分的议论是写作者观月感受，在写景之中也有之。如写沙上观湖上月，即“体寒目眩，阆风、瑶台、广寒之宫，虽未尝身至其地，当亦如是而止耳”。这类文字，既以想象之词拓宽美的境界，又抒写作者赏心悦目之感，映现出神思飞越之态，自有感发作用。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