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这首诗写诗人泛舟湖上,为两岸明媚的春光所陶醉的愉快心情。
前两句着重写景。
“花开红树乱莺啼”一句,从气氛上烘托出西湖春天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景象。“花开”而使树显得红得耀眼,点出游湖的节令是春意正浓之时,同时又从视觉角度照应诗题,说明观景之人正在“湖上”。“乱莺啼”从听觉效果上更进一步渲染春天热烈的气氛。这里“乱”字用得很好,它不仅形象地描绘出红林深处传出的那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还表现出黄莺上下飞舞,穿梭于林间枝头的动感。这一动一静给春景又平添了几分魅力。诗人以浪漫、具有强烈情感的红色为基调,点以明快、活泼的黄色,形成鲜艳夺目的暖色调,从而产生了亢奋向上之情,成功地完成了画面气氛的渲染。
假如将“花开红树乱莺啼”比作一幅图画的中景,那么,“草长平湖白鹭飞”一句则是这幅画的远景。诗人极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远处芳草繁茂泛青,近处湖水碧波激艳,沙洲上几只白鹭怡然自得地时飞时落。这里以大自然的绿色为主,点缀些素洁的白色,形成一种偏冷的色调,给人以宁静、清新的感觉。与第一句浓墨重彩的笔法迥然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里用轻描淡写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淡泊的意境美。当然这与前面热烈的气氛并不矛盾,而是色彩和情调上恰到好处的调整与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合谐、动人的春光图。苏轼曾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形容西湖的美丽景色,恰好可以用来为这两句诗作注。
后两句侧重抒情。
“风日晴和人意好”一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读起来琅琅上口。诗人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抒发了游湖赏春之人的愉快心境。那红树、黄莺、青草、白鹭,那一叶扁舟、一湖绿水,无处不荡漾着春意,更有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自然使“人意好”。“人意好”由诗人在船上所见景色引发,是游春之人闲情逸致的陈白,所以是贯穿于诗中的总线。
“夕阳箫鼓几船归”一句紧承上句作一转折,把读者的思绪引回到湖上,紧扣诗题,并且在收尾上及时煞住,写法上干净利落。这一句是全诗的精华,诗中的韵味和意境都藏于其中。“夕阳”点明游人赏春已延长到了傍晚。“箫鼓”的乐声仍回荡在湖面,表明船上游人仍然余兴未尽。“几船归”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眼看着这夕阳美景,闻着这两岸馥郁的花香,听着船上箫鼓齐鸣的乐声,虽然船儿终将离去,但一片深深的眷恋之情已留在了湖上。另一种则是,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又能有几只奏着箫鼓的游船停留在这湖上呢?问句中显然暗含有诗人的言外之意。
这首诗前两句描绘西湖春天的繁华胜景:繁花似锦,团簇如树,群莺欢叫,岸边草长,湖面平静,白鹭翻飞,勾画出一幅西湖春景图。后两句由景到人,游人荡舟遣兴,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写出了南宋时期西湖游览的盛况。这首游春小诗打破了宋人重理趣、轻兴致的特点,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运用气氛烘托,色彩点染,画面对比等手法,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是一首情深辞美的悼亡之作。作者夫妇曾经住在苏州,后来妻子死在那里,今重游故地,想起死去的妻子,十分怀念,就写下这首悼亡词。全词写得很沉痛,十分感人,成为文学史上与潘岳《悼亡》、元稹《遣悲怀》、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同题材作品并传不朽的名篇。
上片开头两句用赋,直抒胸臆,写作者这次重回苏州经过阊门,一想起和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已长眠地下,不禁悲从中来,只觉得一切都不顺心,遂脱口而出道:“同来何事不同归?”接以“同来何事不同归”一问,问得十分无理,实则文学往往是讲“情”而不讲“理”的,极“无理”之辞,正是极“有情”之语。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不鸳鸯失伴飞”两句,借用典故,用半死梧桐和失伴鸳鸯比喻自己知天命之年却成为鳏夫,孑身独存的苦状,寂寞之情,溢于言表。“清霜”二字,以秋天霜降后梧桐枝叶凋零,生意索然,比喻妻子死后自己也垂垂老矣。“头不”二字一语双关,鸳鸯头上有不毛,而词人此时已年届五十,也到了满头青丝渐成雪的年龄。这两句形象地刻画出了作者的孤独的凄凉。
过片“原上草 ,露初晞“承上启下,亦比亦兴,既是对亡妻坟前景物的描写,又借露水哀叹妻子生命的短暂。同时这里也是用典,汉乐府丧歌《薤露》:“薤上露,何易晞!”用原草之露初晞暗指夫人的新殁,是为比,紧接上片,与“梧桐半死”共同构成“博喻”;同时,原草晞露又是荒郊坟场应有的景象,是为兴,有它寻夫先路,下文“新垅”二字的出现就不显得突兀。
下片最后三句复用赋体。“旧栖新垅两依依。“因言“新垅”,顺势化用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诗意,牵出“旧栖”。居所依依,却天人永隔。下文即很自然地转入到自己“旧栖”中的长夜不眠之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夜间辗转难眠中,昔日妻子挑灯补衣的情景历历在目,却再难重见。这既是抒情最高潮,也是全词中最感人的两句。这两句,平实的细节与意象中表现妻子的贤慧,勤劳与恩爱,以及伉俪间的相濡以沫,一往情深,读来令人哀惋凄绝,感慨万千。
这首词在艺术构思上最突出之处在于将生者与死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词笔始终关合自己与妻子双方,其情之深已侵入文章构思当中,如:
“重过阊门万事非 ,同来何事不同归。”此处上半句写自己所见,下半句抒发对亡妻的思念。“梧桐半死清霜后,头不鸳鸯失伴飞”这是写作者自身。“原上草 ,露初晞“这是写妻子。“旧栖新垄两依依。"这是两个人在一起写。“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与开头一样,前一句写自己,后一句写妻子。以夫妻间体贴关怀、情感交融的温馨生活为基础写成;“旧栖新垅”句有夫妻感情已经超越时间,超越生死之感。
《夏日山中》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唐代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中描写的夏日中生活的场景,真实、贴切地展现了夏日山中和山中夏日的景象。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因为是夏天,所以有“白羽扇”;因为在山中,天气更凉爽所以有扇而懒得摇。山林中过往的人烟稀少,诗人敢于脱去头巾,表现出悠然自得,不拘礼法的形象。句中通 过“懒”、“裸”,突出了诗人在山中夏日乘凉的悠闹情趣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夏日消闲图画。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解除尘累,反归自然的情趣。通过“脱”、“露”,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洒”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上吹过,表现出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
全诗写出了作者在山林无拘无束,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形象,有魏晋风度。 诗人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一种自乐自足的逍遥,特别是对个人情感的放纵与宣泄,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裸袒青林中”,“露顶洒松风”更体现出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诗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借夏天炎热的环境,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诗中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对诗人状态的描写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