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泛舟湖上,为两岸明媚的春光所陶醉的愉快心情。
前两句着重写景。
“花开红树乱莺啼”一句,从气氛上烘托出西湖春天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景象。“花开”而使树显得红得耀眼,点出游湖的节令是春意正浓之时,同时又从视觉角度照应诗题,说明观景之人正在“湖上”。“乱莺啼”从听觉效果上更进一步渲染春天热烈的气氛。这里“乱”字用得很好,它不仅形象地描绘出红林深处传出的那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还表现出黄莺上下飞舞,穿梭于林间枝头的动感。这一动一静给春景又平添了几分魅力。诗人以浪漫、具有强烈情感的红色为基调,点以明快、活泼的黄色,形成鲜艳夺目的暖色调,从而产生了亢奋向上之情,成功地完成了画面气氛的渲染。
假如将“花开红树乱莺啼”比作一幅图画的中景,那么,“草长平湖白鹭飞”一句则是这幅画的远景。诗人极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远处芳草繁茂泛青,近处湖水碧波激艳,沙洲上几只白鹭怡然自得地时飞时落。这里以大自然的绿色为主,点缀些素洁的白色,形成一种偏冷的色调,给人以宁静、清新的感觉。与第一句浓墨重彩的笔法迥然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里用轻描淡写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淡泊的意境美。当然这与前面热烈的气氛并不矛盾,而是色彩和情调上恰到好处的调整与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合谐、动人的春光图。苏轼曾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形容西湖的美丽景色,恰好可以用来为这两句诗作注。
后两句侧重抒情。
“风日晴和人意好”一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读起来琅琅上口。诗人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抒发了游湖赏春之人的愉快心境。那红树、黄莺、青草、白鹭,那一叶扁舟、一湖绿水,无处不荡漾着春意,更有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自然使“人意好”。“人意好”由诗人在船上所见景色引发,是游春之人闲情逸致的陈白,所以是贯穿于诗中的总线。
“夕阳箫鼓几船归”一句紧承上句作一转折,把读者的思绪引回到湖上,紧扣诗题,并且在收尾上及时煞住,写法上干净利落。这一句是全诗的精华,诗中的韵味和意境都藏于其中。“夕阳”点明游人赏春已延长到了傍晚。“箫鼓”的乐声仍回荡在湖面,表明船上游人仍然余兴未尽。“几船归”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眼看着这夕阳美景,闻着这两岸馥郁的花香,听着船上箫鼓齐鸣的乐声,虽然船儿终将离去,但一片深深的眷恋之情已留在了湖上。另一种则是,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又能有几只奏着箫鼓的游船停留在这湖上呢?问句中显然暗含有诗人的言外之意。
这首诗前两句描绘西湖春天的繁华胜景:繁花似锦,团簇如树,群莺欢叫,岸边草长,湖面平静,白鹭翻飞,勾画出一幅西湖春景图。后两句由景到人,游人荡舟遣兴,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写出了南宋时期西湖游览的盛况。这首游春小诗打破了宋人重理趣、轻兴致的特点,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运用气氛烘托,色彩点染,画面对比等手法,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那开满了红花的树上一群黄莺儿乱啼,西湖岸边已长满了青草,成群白鹭在平静的湖面上翻飞。
暖风晴和的天气,人的心情也很好,夕阳里船船游客吹箫击鼓兴尽而归。
注释
红树:指开满红花的树。
乱莺啼:指到处都是黄莺的啼叫。
长:茂盛。
湖:指杭州西湖。
人意:游人的心情。
箫鼓:吹箫击鼓,指游船上奏着音乐。
几船归:意为有许多船归去。
这首诗写诗人泛舟湖上,为两岸明媚的春光所陶醉的愉快心情。
前两句着重写景。
“花开红树乱莺啼”一句,从气氛上烘托出西湖春天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景象。“花开”而使树显得红得耀眼,点出游湖的节令是春意正浓之时,同时又从视觉角度照应诗题,说明观景之人正在“湖上”。“乱莺啼”从听觉效果上更进一步渲染春天热烈的气氛。这里“乱”字用得很好,它不仅形象地描绘出红林深处传出的那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还表现出黄莺上下飞舞,穿梭于林间枝头的动感。这一动一静给春景又平添了几分魅力。诗人以浪漫、具有强烈情感的红色为基调,点以明快、活泼的黄色,形成鲜艳夺目的暖色调,从而产生了亢奋向上之情,成功地完成了画面气氛的渲染。
假如将“花开红树乱莺啼”比作一幅图画的中景,那么,“草长平湖白鹭飞”一句则是这幅画的远景。诗人极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远处芳草繁茂泛青,近处湖水碧波激艳,沙洲上几只白鹭怡然自得地时飞时落。这里以大自然的绿色为主,点缀些素洁的白色,形成一种偏冷的色调,给人以宁静、清新的感觉。与第一句浓墨重彩的笔法迥然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里用轻描淡写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淡泊的意境美。当然这与前面热烈的气氛并不矛盾,而是色彩和情调上恰到好处的调整与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合谐、动人的春光图。苏轼曾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形容西湖的美丽景色,恰好可以用来为这两句诗作注。
后两句侧重抒情。
“风日晴和人意好”一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读起来琅琅上口。诗人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抒发了游湖赏春之人的愉快心境。那红树、黄莺、青草、白鹭,那一叶扁舟、一湖绿水,无处不荡漾着春意,更有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自然使“人意好”。“人意好”由诗人在船上所见景色引发,是游春之人闲情逸致的陈白,所以是贯穿于诗中的总线。
“夕阳箫鼓几船归”一句紧承上句作一转折,把读者的思绪引回到湖上,紧扣诗题,并且在收尾上及时煞住,写法上干净利落。这一句是全诗的精华,诗中的韵味和意境都藏于其中。“夕阳”点明游人赏春已延长到了傍晚。“箫鼓”的乐声仍回荡在湖面,表明船上游人仍然余兴未尽。“几船归”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眼看着这夕阳美景,闻着这两岸馥郁的花香,听着船上箫鼓齐鸣的乐声,虽然船儿终将离去,但一片深深的眷恋之情已留在了湖上。另一种则是,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又能有几只奏着箫鼓的游船停留在这湖上呢?问句中显然暗含有诗人的言外之意。
这首诗前两句描绘西湖春天的繁华胜景:繁花似锦,团簇如树,群莺欢叫,岸边草长,湖面平静,白鹭翻飞,勾画出一幅西湖春景图。后两句由景到人,游人荡舟遣兴,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写出了南宋时期西湖游览的盛况。这首游春小诗打破了宋人重理趣、轻兴致的特点,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运用气氛烘托,色彩点染,画面对比等手法,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首诗的前两联暗喻旧绕府主令狐楚对诗人的赏识和栽培,缅怀追思和感激之情;后两联暗喻遭到府主之子令狐绹的冷遇和排斥。这首诗是诗人借重阳节把酒之兴,怀念恩师令狐楚,同时也表露出对恩师之子令狐绹的不满,写得含蓄空灵,耐人寻味。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为追忆之辞又兼切重阳,诗人忆及曾与令狐楚共把酒之时,霜天白菊绕阶墀而在,对自己的赏识栽培宛然如在。白菊是令狐楚的最爱,亦是令节之景物,诗人触景思人,字句里怀楚之情,溢于言表。“霜天白菊”,自况最为精切。
“十年泉下无人问,九绕樽前有所思。”怀念令狐楚而又兼为诗人今绕之遭际感伤不已。友人十年泉下消息全无,今绕重阳诗人独自把酒,恍如隔世,思绪繁冗而悠长。“有所思”既缅怀追感令狐楚之厚遇栽培,亦怨恨令狐绹之冷遇排斥、不念旧情。今昔相形,父子对比,不能不益增感慨,统于沉思默想之“有所思”一语中,语淡情深,含蓄有味。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埋怨令狐绹对自己的冷遇和排斥。上句借汉张骞事喻令狐楚能吸引人才,而“不学”二字,又伤心的是令狐绹不肖乃父,不能继承父风。既然如此,下句则承上言,只能以“楚客”自喻,行吟泽畔“咏江蓠”以终朝夕了。这两句双关之意显然,用典下字巧妙。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寓悲凉于蕴藉,感叹令狐绹今官贵,门施行马,而己被拒于门外,再也受不到昔绕的礼遇。这两句字里行间透出诗人内心沉重的忧郁,但内心仍希望令狐绹能回心转意,重视自己,接纳自己。
诗由重阳把酒赏菊展开联想,深情追怀令狐楚对自己的赏爱栽培,怨恨令狐绹对自己的冷遇排斥,今昔对照,感念怨愤交并。“十年”一联,将缅怀追思之情,长期牢落之感,今昔迥异之慨与“九绕樽前”之现境融为一体,空灵含蕴,语浅情深。“有所思”三字束上起下,感念怨愤,耐人寻味,前后幅之过渡也很自然。后幅感情由深情缅怀转为怨怼不满,写法亦由微婉转为发露。
这首诗首联写湘山景色,颈联和颔联写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尾联写时事之感,融入景物之中。全诗借景抒情,语言简练,抒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而忧虑之情。
首联从写景叙事起,但意不在景;诗人整天徜徉山水,沉溺酒乡,显然有满腹心事。此联起笔即微逗诗题“感事”二字,空灵而不粘滞。既然少年科场得意,选官在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通过二联即通过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万历后期,明王朝内外交困,危象毕露。帝王昏庸。阉竖专权,贤良惨遭杀戮,内里已被蛀空,边患四起,倭寇严重骚扰于东南沿海。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游击史儒战死于平壤,副总兵袒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救失败,仅以身免,中朝震动;宁夏哱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和兵备副使;朝臣们对一些重大政事议论纷纭,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有人因此而获罪。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边关不见战斗捷报,朝廷未闻无为之治。实情是边关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败耗频传,朝廷上君昏臣奸,政治腐败黑暗至极。诗句用“不见”“尚闻”,避免直率浅露,写得颇为深婉曲折。这首诗是袁宏道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独抒性灵”,率意而为,任情挥洒的独特风格。颈联写诗人表示对朝堂政事极为不满。边防政策自古以来就不用消极抵御、被动应战、处处挨打的中下之策,而是采取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积极抵御的上策;朝臣们议论国是,提出不同意见,批评执宰大臣本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是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可是,诗人此时在家乡候选,“居石浦之上,偕外祖父龚容卿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无权无力来过问政治,所以诗的尾联写他面对着长满秋草的平原,在暮色苍茫中,目送一对白鸟,避人远远飞去。也许“避人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这形象中不仅使人感受到诗人忧心国事的满腔怅恨之情,还使人觉得诗人仿佛又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能像这对白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避人远去。此联以景结情,又与首联取得呼应,使结构更为严密。
这首诗一反向来律诗喜好堆垛典故的习惯,能于平易中见蕴藉,正体现了袁宏道论诗的主张:“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诗能“变极重为轻巧。”
若无诗题,这首绝句就像是一首写景诗。它写的是在落花时节、日斜时光,遥望王侯第宅,所见到的楼台层叠、重门深闭之景。但联系诗题看,它显然是一首因事而题的托讽诗。它采用借物取喻,托景见意的艺术手法,收到了言微旨远、节短音长的效果。
诗的第一句“海燕西飞白日斜”,表面写日斜燕飞之景,实写在长安“卜居不遂”之客。周邦彦《满庭芳》词“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几句,也是以燕喻人。但周词中的“燕”还有修椽可寄,而许诗所写的“燕”则因无椽可寄而孤飞远去。据《幽闲鼓吹》记述,白居易应举时曾谒见顾况,顾看了白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下来可不容易。这一传说未必可信,却可以说明,在唐代想卜居长安是很艰难的。诗中之客既“卜居不遂”,只得“薄游汧陇”,而水和陇州在长安西方,所以诗句以“海燕西飞”影射此行。
与这第一句诗形成对照的是第三句“楼台深锁无人到”。两句诗合起来,自然呈现出一个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来到长安的贫士难找一处栖身之地;另方面,重楼空闭,无人居住。根据一些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高楼深院的甲第固比比皆是,长期废弃的大宅也所在多有。白居易的《秦中吟》曾对此加以揭露和抨击。如《伤宅》诗说:“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檐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又《凶宅》诗说:“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风雨坏檐隙,蛇鼠空墙墉。”这些诗句都是径陈其事,直指其失。但许浑的这首绝句,因为总共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不可能这样铺叙,就化繁为简,化实为虚。在这句中只从楼台的寂寞景象显示白诗中所描述的事实。它虽然不及白诗那样强烈鲜明,却有含蓄之妙、空灵之美。
尾句“落尽东风第一花”,可说是第三句的补充和延伸。它把第三句所写的那样一个楼台深锁、空无一人的景象烘托得倍加寂寥,起了深化诗境、加强诗意的作用。这句表现的花开花落、空负东风的意境,有点像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说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曲词隐含无限的惆怅和幽怨,这句诗同样是怅怨之情,浮现纸面。此处,不仅楼台任其废弃,无人居住,而且名花也空自飘落,无人欣赏,就更令人惋惜不尽了。
一首托讽诗,虽是意在彼而言在此,把本事、本意寓藏在对景物的描摹中,但作者总要在字里行间传情示意,或明或暗地点出他的真正意图。这首诗,除了通过诗题表明写作动机外,诗中透露消息的主要是第二句“天门遥望五侯家”。句中的“遥望”二字显露了西去之客在临行前的依恋、怅惘、愤恨之情;“天门”二字则点出遥望之地在京城,望到的就是禁门外的景色。而句中的“五侯家”,在全诗中是承上启下的关捩。承上,是说上句暗指的西去陇之客此时视线所投向的是五侯之家,他的怅愤不平之气所投向的也是五侯之家;启下,是说在下两句中出现的空锁的楼台是属于五侯的,落尽的名花也是属于五侯的。联系唐代历史,自从安史乱后,宦官的权势愈来愈大,后来,连军队的指挥、皇帝的废立等大权也落到他们的手里。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也是一首托讽诗。两诗都以“五侯家”三字点明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其所揭示的都是成为唐代政治上一大祸患的宦官专权问题。
在许浑这首诗中,所写的时间既是白日斜,季节又是残花落尽。全诗的色调暗淡,情调低沉,这是“卜居不遂、薄游陇”之客的黯然心情的反映,也可以看作唐王室衰败没落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