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北风裹挟着朝雨，从江面上飘飘洒洒，呼啸而来。江上朝雨的景色，宽阔，空濛，而又略带萧索冷落之意，澹然展现在诗人的眼前。朔风可感，但无形无影，诗人却别具匠心，通过可观之雨将它形象地描写出来。细细体会“飞雨”，既可想见朝雨飞动之状，又能感受到朔风阴助朝雨之势。
百常观，本是汉代的台观之名；九成台，也是古代台名，这里都借指一般的台观。这些亭台楼阁，巍然屹立在曙色朝雨之中，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
“既”、“复”标识时间的先后承接，但决不是写风雨的断而复续，而是在景观迭现之中，暗写出诗人视野的变换和转移。诗人的视角，仿佛摄像机的长镜头，缓缓地扫描过淋漓在风雨之中的煌煌台观，印入诗人心灵的胶片。所以，风雨的飘洒和集结，在诗人心目中便产生了断而复续的“既”、“复”的感觉，从而在客观绘景之中，隐隐流露出主观观照的心迹。
淅淅沥沥的小雨，经过风的挥舞，洒落成了烟雾氤氲、轻埃迷漫。直到此时，诗人才交待了“观朝雨”的时间和地点：“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清晨，深宫重门犹未开启，诗人早已振衣而坐、欣赏晨景了。阴霾雨天，雾气沉沉，本应令人沮丧，心情不振，但他却从江上飞雨之中，从这片刻宁静的观赏之际，领略到了非凡的乐趣，久久沉湎于其间，心驰神往，留连不舍。在大自然的神奇诱惑之下，诗人心旌摇动，神思沸腾。喧嚣的尘扰，纷冗的庶务，暂时都已远他而去，使他直感到一种耳目清新的愉悦，并从这种耳目的清新，进一步体会到了精神的宁静和恬适。“耳目暂无扰”，多么难得的纯净之境、空灵之时啊！所以，此时此刻，他的心思终于摆脱了现实时空的束缚，跨越到无限渺远的自由之境，一下子飞到了远世往古，飞到了向往已久的理想之境了：“怀古信悠哉！”清晨朝雨之中，悠然缅怀亘古圣贤，心情该是非常畅快的。
这种发自心灵的对于自然山水的雅爱，同诗人深层意识中积淀的抚剑跨马、建功立业的正统思想发生了冲撞——如果像大鹏那样敛翼不飞，隐居山水之间，“平生仰令图”（《和王著作八公山》）便无从实现，所以，他仍热切地期望能像骏马一样，骧首奋鬣，千里长鸣；但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仕途，致力于建功立业，又可能像黄河中的游鱼去跳龙门一样，一旦跳不过去，便有曝鳃枯身之祸。仕途险厄，人生多艰。
诗人深感不可能既从容官场，又优游山林，“动”——出仕与“息”——退隐二者不可得兼，仿佛步行到人生的岔道口上，徘徊良久，举步不定。“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战胜者”用的是《淮南子》的典故：子夏“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悦）之，两者心战故臞（瘦），先王之道胜故肥。”“北山莱”语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北山有莱”，莱就是草。诗人表示，将抱着归隐林泉的信念到北山去刈草垦荒，耕地种田了。
一阵晨雨，给诗人带来了清新悦目的感受，但同时，又搅乱了他的心绪。出仕意识与归隐意识在诗人的思想上，始终无法将它们统一起来，“动息无兼遂”，总不可能尽如人意。为了心理的平衡、为了心性的自由，他的诗中，流露出走向归隐的试图。然而，这仅仅是诗人这一次“观朝雨”以后的一种暂时的精神解脱，实际上他并没能就此远身官场，去翦北山之莱。诗人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始终没有解决“动”（出仕）与“息”（归隐）的矛盾，总是在“歧路多徘徊”。他始终肩载着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艰难地跋涉着人生的路。
若按写景抒情的一般程式，全诗似乎应以“平明振衣坐”领起，才能顺理成章。但那样势必使全诗结构显得平淡无奇，而且由景入情的转折也将显得生硬、突兀。诗人的高超之处正体现在这里。他以“观”为全诗之眼，前六句直接写“观”时客观之景，后八句写“观”后主观之情，“平明振衣坐”二句置于枢纽关键之处，使写景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样，令人读来既觉层峦叠蟑，一波三折，又感到接转巧妙妥贴，气脉流畅，饶有韵味。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呈给友人，是用以互相勉励之意。
开篇二句叙述移栽柏树的原因，言辞极为朴实、淡雅，颇有古韵。“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以如此恬静、闲适的笔触引领全文，令人如处炎炎夏日，避身于柏树浓阴之下，一股清凉之气溢满全身，令人心驰神往。
颔联二句是诗人对这株柏树命运的叹惜：“不曾台上种，留向碛中栽。”很明显这是诗人引以自喻，即自己不能被任用于朝堂，只好兀兀效力于边塞。其实，柏树无论栽于何处，那“青青”秀色是不变的，也正如诗人不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居身于边塞之远，都能时时以报国为己任，其高风亮节如翠柏常青，千载而后浓阴仍能荫庇后人。
“脆叶欺门柳，狂花笑院梅”二句运用了拟人和倒装的修辞手法，十分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些窃居高位，却不思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只是一味地饰言媚上、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无耻之徒的蔑视与嘲笑。
最后，“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夸赞柏树有四季常青的优良品质，足以傲视严寒。同时也是诗人自明心志，表达了任何挫折困难都无从磨灭自己一心为国的志向。
全诗清新、秀雅，颇有建安风骨之气象。先写移栽的原因，饱含着对柏树青葱本色的赞赏；承此而叹惜柏树的命运，又蕴涵对其不弃沙漠之地，仍然茁壮成长的钦佩之情，转而贬斥杨柳与梅花的无聊、纤弱，更衬出柏树的不同凡响；最后高扬柏树的岁寒本色。全诗的意境也同这柏树之品质的升华一样登上更高的台阶。
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