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这是一首登临兼应酬的七律。崔曙只有这一首七律，但却是名作，可见诗贵精不贵多。诗人重阳节登临仙台，描写了仙台雄伟壮丽的景色，指出就近邀友畅饮要比寻访神仙畅快舒适。这首诗写景气势雄浑，酣畅淋漓，转承流畅自然。
此诗主题表达富贵荣华转瞬即逝，奔波仕途徒劳无功，不如归隐。全诗围绕时、地、人三点展开。诗题已点明了这三点，即重阳节为登高之时，望仙台为登高之地，登高之俗又与神仙传说有关，刘明府容为诗人的投赠对象。
首联言事。作者登台凭高望远，看到朝阳，心情顿觉开朗。颔联字面写四季变换，“云山皆北向”，是夏天；“风雨自东来”是春天。从汉文帝修筑此台到作者登台时，经历了近千个春夏秋冬。战国时的三晋，经过秦汉、魏晋、北朝，几经分合，此时成了一统天下的一个部分。汉代的皇帝，当时多么显赫，而此刻只能在二曙中，任凭风雨侵袭了。实际上是感叹；历史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颈联继续抒发历史感慨：望仙台所在地的地方长官，经过多次改朝换代，难以记住他们一个个的名字。当年磻溪垂钓、后来被周文王聘请为宰相的姜尚，也早死了多年，再也不能回来了。真有“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感慨。尾联言志。有了前面的铺垫，既然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那么就不必拼命走仕途了。不如沿着陶渊明的道路，采菊东篱下，饮酒自娱。
这首诗前面写“九日登望仙台”所见，结尾表达“呈刘明府容”之意，将一首应酬诗写得有声有色、不落俗套；语气上转承自然，一气呵成。全诗融写景、怀古、抒情于一炉，透露出一股浓浓的隐逸气息，这与诗人曾隐居读书于太室山等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此诗格律为平起式首句入韵格，韵合十灰。中二联对仗半工，风雨对云山，河上对关门，都不很工。对仗微有不工，可见灵活，不拘泥，唐诗多如此。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首句所写，是诗人对往日情事的回亿。遥送落晖，当日就不免年近迟暮、修名不立之慨；此刻回首往事，更添时光流逝、年华老去之感。句法圆融而劲健。
“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颔联承上“春残”、“回首”，抒写报国无门之叹和思念家乡之情。作者从军南郑，本图从西北出兵，恢复宋室河山，但不到一年即调回成都，从跃马横戈的壮士变为驴背行吟的诗人。此时忽忽又已四年，功业无成，年已垂暮，因此有“壮士无功老”的感慨。宋金之间自从公元1164年隆兴和议以来，不再有大的战事，所谓“时平”，正是宋室用大量财物向金人乞求得来的苟安局面，其中包含着对南宋当权者不思振作的不满。既然无功空老，则不必远客万里，思乡之情也就倍加殷切，故说“乡远征人有梦归”。“无功”与“有梦”相对，情味凄然。
“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颈联富开写景，紧初“春残”，写望中田间景象。暮春时节，正是苜蓿长得最盛的时候，故有“苗侵官道合”的景象。芜菁一称蔓菁，开黄花，实能食。司空图《独望》诗有“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该诗“芜菁花入麦畦稀”化用司空诗意。两句所描绘的这幅暮春图景，一方面透出恬静和平的意致，另一方面又暗含某种寂寥的意绪。
“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尾联总收，归到“倦游”与“摧颓”。末句拈出昔日“飞鹰醉打围”的气概，似乎一扬；而冠以“谁记”，重重一抑。顿觉感慨横溢，满怀怆然。昔年的雄豪气概不过更增此时的摧颓意绪罢了。
“春残”，在该诗里是触景增慨的契机；既是自然景象，又兼有人生的象征意味。通过对春残景物的描写，诗人把情、景、事，昔和今，自然与人事和谐地结合起来。
诗的首句简要地介绍了主人公的姓名、性别和大概年龄。“雍容”用在句中，既指主人公的名字，也暗示了她的气质，有助于形象地层现李波小妹坚定自信、遇事从容镇静，应付裕如的性格。
诗文以“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短短两句，将李波小妹的英姿栩栩如生地显现在读者面前。李波小妹撩起衣服飞身上马，骏马奔驰，迅捷而轻快，衣衫在马上飞动，好似被风卷起来的蓬草，她以百步穿杨之能，左右开弓，每箭能够射中两个猎物。在这里，“褰裳”、“逐马”的行动描写精细、准确，它与“如卷蓬”的生动比喻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表现了李波小妹高超的骑术。“左射右射必叠双”，则一方面赞扬了李波小妹神奇的射猎本领，另一方面，显示了她非凡的战斗业绩。
最后两句，诗的笔势一转，面对能骑善射，英气逼人的李波小妹发出这样的感慨：李波家的妇女尚且武艺卓越，那么，李波家男子的武艺一定更加高超，无法抵挡。该诗把李波小妹作为衬托和铺垫，通过赞美她的骑射本领，从而颂扬李波一伙的人马精良、武力强大，所向无敌。
在诗尾点出题旨，收结颇为得体。可以看到，对于以李波为首的这支民间武装力量，官府和地主豪绅引以为患，而老百姓却非常拥护，并高度地加以颂扬。
全诗运用了叙述、描写、议论三种表达方式，把李波小妹盘马弯弓、勇敢善战的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精神气概表现得鲜明突出，达到了“字立纸上”的艺术高度。诗的格调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纡回宛转，大异其趣，充分显示了北朝民歌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