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出了春天的欣欣向荣和农民的愉快欢欣,透露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特征,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以及田园生活的热爱,表达了远行者对乡土的眷恋。全诗健康活泼,清新醇朴。
开头两句十个字,通过鸟鸣、花开,就把春意写得很浓了。冬天很难见到的斑鸠,随着春的来临,很早就飞到村庄来了,在屋上不时鸣叫着,村中的杏花也赶在桃花之前争先开放,开得雪白一片,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白色杏花之中。接着,诗人由春天的景物写到农事,好像是春鸠的鸣声和耀眼的杏花,使得农民在家里呆不住了,农民有的拿着斧子去修整桑枝,有的扛着锄头去察看泉水的通路。整桑理水是经冬以后最早的一种劳动,可说是农事的序幕。
归燕、新历更是春天开始的标志。燕子回来了,飞上屋梁,在巢边呢喃地叫着,似乎还能认识它的故巢,而屋中的旧主人却在翻看新一年的日历。旧人、归燕,和平安定,故居依然,但“东风暗换年华”,生活在自然地和平地更替与前进。对着故巢、新历,燕子和人将怎样规划和建设新的生活,这是用极富诗意的笔调,写出春天的序幕。新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像春天的布幕在眼前拉开了一样。
诗的前六句,都是写诗人所看到的春天的景象。结尾两句,写自己的感情活动。诗人觉得这春天田园的景象太美好了,“物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一切是那样富有生气,充满着生活之美。诗人很想开怀畅饮,可是,对着酒又停住了,想到那离开家园作客在外的人,无缘享受与领略这种生活,不由得为之惋惜、惆怅。
此诗春天的气息很浓,而诗人只是平静地淡淡地描述,始终没有渲染春天的万紫千红。但从淡淡的色调和平静的活动中却成功地表现了春天的到来。诗人凭着敏锐的感受,捕捉的都是春天较早发生的景象,仿佛不是在欣赏春天的外貌,而是在倾听春天的脉搏,追踪春天的脚步。诗中无论是人是物,似乎都在春天的启动下,满怀憧憬,展望和追求美好的明天,透露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特征。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点像万物欣欣然地适应着春天,显得健康、饱满和开拓。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这是一篇祭文。此文表面上是为悼念秦末群雄之一的田横而作,而实际上是作者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以古今对比的手法,通过歌颂田横“义高能道士”,借以表达作者对当时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明的不满。文章主旨明确,却又写道曲折朦胧,扑朔迷离,而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全文第一段实际上是文章的小序,用来过渡。但韩愈常常在小地方作大文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韩愈单单凭吊田横,事出有因。田横出生于齐国贵族,兄弟三人相继为王。秦汉之际,田横兵败携五百人逃至海岛。汉高祖刘邦以“大则王,小则侯”劝其归附。田横却在未见刘邦之前自杀。刘邦感叹而厚葬田横,随后田横手下两人也自杀。海岛上五百人获悉田横及手下二志士皆死,全部集体自杀。史称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韩愈过田横墓以“能道士”为表象,以“义高”的意蕴,展开文思,借历史的酒杯,浇现实之块垒,借田横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第一段是为下文运气、蓄势。
祭文真正开始是在第二段,形式为韵文。“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有劈空而来、声势夺人之概。旷,空可以引申为超越。超越百世而相感,是“心有灵犀”,显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有千钧之力。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事有旷百世而相感”一句所聚集起来的能量,又用“余不自知其何心”释放,故作腾挪。其实,产生“旷百世而相感”的韩愈其心非常明确,就是第一段中的“感横义高能道士”。这里的“余不自知其何心”,盖有难言之隐衷。因而曲折隐约,扑朔迷离。“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又扳回一笔。“今世之所稀”和“欷歔而不可禁”都暗中紧扣“义高能道士”之事而言。行文中不出现此等字面,是故作隐约朦胧。“余既博观乎天下”以下四句,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余既博观”二句,承上文“今世之所稀”生发;“死者不能复生”二句,继上文“使余欷歔而不可禁”深入,层层逼近,部署谨严。统观天下,无田横之高义,亦无田横之重士,道尽心中不平之气,骂尽当时的权贵;田横死而不能复生,自叹无人可归以从,道尽心中愤懑之情,骂尽世上庸俗之人。以上八句,两换其韵,行文跳动闪烁,似承而折,若断若续,文心锦绣,姿态横生。
但是,由田横而感发的当时政坛无义、不能道士必须进一步阐明,因为田横“义高能道士”毕竟以失败告终,于是韩愈又从田横的失败着笔,说“当秦氏之败乱,道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於剑铓”,以退为进,将田横的历史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达出来。首先表明田横的失败与道士无关,以孔门多士而孔子一生却道不行于列国为例,确认田横所道之士皆贤,而田横失败,惟归之于天命。但是韩愈以“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两句,力挽山河,否定天命。而否定天命论,就是承认“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而肯定了田横的“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就是针砭当时执政者不能做到“义高能道士”。因此与其说此文是哀悼田横,还不如说是慨叹作者自己的怀才不遇。不过,他并不因此悲观绝望,他说“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道义上的自信。文章正面表态,反面一枪,正正反反,妙处横生。
当然,这是一篇祭文,最后道回到对田横的悼念上来:“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韩愈不仅在精神上感到田横的存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表示了他的极大虔诚。对田横的虔诚,正是对今世的怒视。以上十四句一韵到底,虽意蕴上腾挪擒纵,曲折多姿,但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与前一层次有明显的不同。韩愈为文,变化莫测,此文也是一个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