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体裁不一,一首五古,一首七绝,内容也有部分重复。第二首诗流传很广,曾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题作“望庐山瀑布”。
第一首诗是五言古诗。此诗共换四次韵,前八句为一韵;中间八句每四句各一韵;末六句为一韵。诗意也可按韵分为四层。前三层基本上是摹写瀑布的壮观奇姿,属景语;只有末一层言志抒怀,属情语。前三层也各有重点:第一层从正面描写瀑布的主体实景;第二层从虚处更深更细地描绘瀑布;第三层,从上下四旁来烘托瀑布之动态。最后一层先擒后纵,收束得自然平易。首二句交待“望庐山瀑布水”的立足点和所“望”的方向。接着十四句用各种形象从不同角度形容瀑布的壮伟气势和诗人的赞叹。所谓“挂流三百丈”,“初惊河汉落”,亦即第二首的“飞流直下三干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意,但不如后者的简练和生动。末六句抒写诗人的志趣和愿望。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李白思想中孤傲遁世的一面。
五言古诗讲究兴寄,直抒胸臆,质朴真切,气象浑成。诗人的感情起伏与诗的节奏同步,由此形成感染人的力量。李白善于乐府和歌行,常以他横空出世,骏马绝尘的非凡才力,将乐府、歌行作为表达他飞腾的想象,纵横的才思,不羁的思想,奔放的情感之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这些诗写得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这首五古正是如此。李白把庐山瀑布写得壮美阔大。诗人寄情于山水,从“西登香炉峰”到“流沫沸穹石”都是写景,而最后三句是抒情之句。“海风吹不断,江月照江空”中的“空”字更说明诗人寻求的是一种“闲”情,也体现李白的飘逸之风。在庐山美景之下,诗人借景直抒胸臆,语言质朴真切,但仍能感染读者。第一首虽是古诗,其中却有不少对仗。古今读者多谓此首不如第二首绝句写得好,但也有不少人指出此诗自有妙句。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然余谓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磊落清壮,语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以余观之,银河一派,犹涉比类,未若白前篇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凿空道出,为可喜也。”韦居安《梅硐诗话》亦谓此二句“语简意足,优于绝句,真古今绝唱”,并认为“非历览此景,不足以见诗之妙”。
第二首诗是七言绝句。运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此诗中的香炉,即第一首诗开头提到的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其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乐史《太平寰宇记》)。可是,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便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缥缈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前四字是点题。“挂前川”,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练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第一首诗说,“壮哉造化功!”正是这“造化”才能将这巨物“挂”起来,所以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颂。第三句又极写瀑布的动态。“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然而,诗人犹嫌未足,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想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细味,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就如从云端飞流直下,临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是奇特,但在诗中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从而振起全篇,使得整个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雄奇瑰丽,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显示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末势犹壮”的艺术风格。
宋人魏庆之说:“七言诗第五字要响。……所谓响者,致力处也。”(《诗人玉屑》)这个看法在这首诗里似乎特别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烟云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挂”字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落”字也很精彩,它活画出高空突兀、巨流倾泻的磅礴气势。很难设想换掉这三个字,这首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唐诗人徐凝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诗云:“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场景虽也不小,但还是给人局促之感,原因大概是它转来转去都是瀑布,瀑布,显得很实,很板,虽是小诗,却颇有点大赋的气味。比起李白那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形有神,奔放空灵,相去实在甚远。苏轼说:“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戏徐凝瀑布诗》)话虽不无过激之处,然其基本倾向还是正确的,表现了苏轼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见地的鉴赏家。
五言古诗因篇幅无限制,所以诗人任意挥洒,写“海风”,写“江月”,写“穹石”,写得大起大落,大开大阖,转折如意,挥洒自如,一气呵成。七言绝句因篇幅较小,诗人用夸张的比喻把景物升腾到更高的境界,达到写瀑布的极致,极为夸张,但又清新自然,浅显生动,同时具有动荡开阔的气势,飞动流走的章法,跳跃腾挪,纵横捭阖,亦有歌行的气势和特点。
两首诗都是李白之作,同是写庐山瀑布之景,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在庐山秀丽的山水之中,更显诗人标名之灵气。其想象丰富,奇思纵横,气势恢宏,感情奔放,似江河奔腾,又自然清新,似云卷风清,其诗歌的审美特征是自然美、率真美和无拘无束的自由美。这两首诗歌都具有这样的审美特征。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春花秋月,人所习见,但月与秋季的联系更为紧密。此诗全篇采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委婉含蓄地描写了一位热恋中的女郎。诗中没有单纯写景的笔墨,一开始视角即对准那女子,用大特写镜头映出她的绣着连理花纹的锦衣和打着合欢结的刺绣衣带。“连理”,原指不同根的草木,枝干连在一起;“合欢”,一种象征和合欢乐的图案:二者常比喻男女相结合成或夫妻相爱。这里借以表明女子已有相好。以上二句是静态描写,接写的后二句由静转动,仿佛那女子从画面上走出:她晚上怀情而去,这时夜深人静,月华如水,好的时光希望给自己带来好的结局;两情相谐,不知东方之既白,在朝霞升起时,她告别情郎归来,含着笑靥,仿佛从朝霞深处出来,步步走近。末句中的“朝云”,暗用了宋玉的《高唐赋》楚王与神女在高唐欢合,神女自谓“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后人即以“云雨”作为男女幽会的代称。“朝云”即“旦为朝云”。
这首诗,虽写幽会,却不落痕迹。诗人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个沉浸于自由自在爱情之间的少女;由于情志不俗,加之构思巧妙,故能表现得意境幽美,字句芳菲。
这是一首描写羁旅他乡凄迷心境的词。蒋捷这首词,字字锤炼,用句精巧,但也平淡,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丝丝杨柳丝丝雨,春在溟蒙处。”杨柳丝丝,细雨绵绵,柳丝轻拂。烟雨笼罩的远处,一派迷蒙缥缈的景象。这二句如一幅精心细琢的工笔画。以“杨柳”、“细雨”绘出江南春雨图。“丝丝”逼真地再现了柳枝的柔姿,描画了春雨连绵不断的形象。也喻指丝丝愁绪。词的起句重复出现了“丝丝”这一叠词,因而产生了特定的渲染效果,加强了词的丰富的内涵。读来琅琅上口,增强了词的艺术美感。
下面转入伤怀的心理描写:“楼儿忒小不藏愁”,北宋末年,国事江河日下。词人对前途感到无穷忧虑。心中的愁苦郁积,遇感而发。乡愁在文人眼里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痛。古人写之多样,蒋捷此句则以“楼儿忒小”藏不下作喻。“藏”字,表现了隐忍、按捺已久。但以其愁太多,楼儿忒小,因而这“愁”摆脱小楼的羁绊。“几度和云飞去觅归舟”了。“几度”一词,渲染了词人思归之情的执着与痴迷。然而幻想只能是暂时的避难所,只能徒增忧愁。
急切盼归却不成之后,词人只好“天怜客子乡关远,借与花消遣”。“天怜”,点明题旨,把客愁乡思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天”怜则怜矣,只能“借与花消遣”。“借”指客居他乡,花非我有,也只能“借”之而已!一“怜”一“借”中,婉转含蓄地表达了他乡孑然之苦,愁苦难消的复杂心理活动。
“海棠红近绿栏杆。才卷朱帘又晚风寒。”承“花消遣”而来,海棠临栏,红绿相映。细雨中的海棠,颜色自非一般。词人在这里写的是雨中海棠。词人羁旅已久,韶华已逝,思乡欲归,心境黯然。然而目触之处却是竞相红艳的红海棠,对比之下,更增添心中伤愁。貌似红绿眼的场景,实际上却暗含了凄凉之意。何况卷帘之际,迎面而来的又是那令人心寒的晚风呢。
这是一首词景交融的佳作。起笔点染景物,写词人凄迷愁苦的心境,使人思归。词中匠心独运,写“愁”多,用“楼”小作衬托。写哀愁,用海棠反衬。恰如王夫之所说,这里是用“乐景写哀”,起到“一倍增其哀乐”之效果。词中语言清新素淡,雕琢之下,不仍平淡之本色,是其艺术之最大特色。
然而,本词的主人公看成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女主人公形象更说得通!
此词抒写作者与客湖上饮归的情怀。词之片写宴集既散,余兴未尽,下片写湖上归来后的心情。全词风格于简淡中见含蓄。
上片起首两句写词人于宴集结束后,兴致犹浓,特地绕道来到湖边,原想看看湖边港湾水草茂密之处那些翻跳出水、闪着白光的鱼儿,但夜色朦胧,湖水平静,只听得雨声稀朗,打落随风翻乱的荷叶上。
这首两句是倒装句,表现出作者的体物入微。“却傍水边行,叶底跳鱼浪自惊。”(《南乡子》)观看鱼儿从水中跳起又落下本是他的乐趣,但眼前天暗波平,只有晚风疏雨翻乱荷叶的萧萧之声。忽然,风过处,云散去,一片凉月,影入湖中。这里不说是月影,而要说月堕平波,乃是由于作者正注目沉沉湖水,忽然湖清见月,几疑月儿从天上落下。
过片谓词人于酒宴之上仅仅饮下一点白酒,就竟然颇有醉意“散发婆娑”,极写自己披头散发,徘徊纳凉,以解除酒后燥热烦闷之感。“无人”句是说想听支采莲小曲,聊以解闷,但夜深人静,无人放歌,而愁闷也只好郁积心底,无从排遣。这里的“无人”,其实是藉以说明作者的沉忧和孤独感,也是深一层的写法。
结尾两句写夜深之后,作者于小轩中倚枕而卧,难以入睡,但见月光之下,屋宇飞檐,投影于地,十分清晰,天上银河垂悬,好似挂檐角之上。通过这一静景描写突出了作者月夜沉思的形象。
作者月下沉思的具体内容,词中没有点透,这就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给人以意蕴深长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