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曾经认为文章,不外是讲礼教政治罢了。那些写在书上书传授给人们的,大体都归于这些方面。至于古书说的“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仅仅是说修辞不可以不要,并非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了好久以后,有韩愈出现,千百年中,人们所瞻仰的圣人只有韩愈一人,真是个了不起的杰出人物。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他虽然比不上韩愈,然书他写的文章最终与韩愈的文章并传,也是可敬畏的豪杰呀。韩愈曾对人说过关于写文章的事,说应该这样那样;柳宗元也说过应该这样那样。我怀疑韩、柳二人说的,只不过是修辞的问题,至于写文章的本意,不是这样就够了的。孟子说:“君子应该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进行钻研;安心进行钻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础;有了深厚的基础,就能应用自如,左右逢源了!”我说孟子说的这些话,不仅直接适用于写文章,同时也可借用来说明写文章的本意。
书且我所说的文章,务必要做到有益于社会。所谓修辞,犹如器具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器具精巧华丽,不一定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本,以雕刻绘画作它的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制造器具的本意,不给它进行修饰,难道是制造器具的本意吗?不是的。但修饰也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行了。
我学写文章很久了,多次拿这个说法来指导自己写文章,现在才想把它写出来传授给人,至于在实践上的应用,那还有待于更长的时间这种说法是对的或是错的呢?我自己还没有把握确定。您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阿谀奉承自己喜欢的人。现抄上所写的杂文十篇献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能确定是对或不对。
注释
尝:曾经。
礼教:封建社会中关于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的教育称为礼教。
治政:治理政事,亦可解为政治。
大体:大致。
归然:归于此,这里指归于礼教治政。
不文:没有文采。引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话,原文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
韩子:指韩愈。
作:兴起,出现。
望:仰望,敬慕,这里有学习、继承的意思。
百千年:言岁月久远,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韩愈生于大历三年(768年),其间相距一千二百余年。
卓然:高超、高远的样子。《汉书・成帝纪》:“使卓然可观。”颜师古注:“卓然,高远之貌也。”
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作者《读柳宗元传》:“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矣,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
可畏:值得敬畏。
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其实韩柳对文章内容、形式方面的要求都很重视。如韩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作者对韩愈经常说到“唯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是不太满意的,其诗《韩子》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原:同“源"。孟子的话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托:借。
巧且华:言文词华美巧妙。作者在《上邵学士书》中说:“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在《张刑部诗序》中批评西昆体的作者。言:“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
要之:总之。
本:根本。
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作者把文章的立意称为“本”,把表现形式称为“末”。曾在《与祖择之书》批评说:“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无悖于极。”
挟:持,怀着。
自治:这里指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
阿:曲从。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给某人的书信。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有《上张太博书》,云“谨书所为原、说、志、序、书词凡十篇献左右”。《临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张太博书》之后,云“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可见当为早年之作;又云“书杂文十篇献左右”,疑与《上张太博书》作于相近的时间里。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登高望远,饮酒赋诗,是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之所好。胸中垒块、喜怒哀乐,遐思迩想之后,往往与眼前景物合而为一,物我两忘,从而进入一个奇妙的境界。只不过古代诗人所表达的感情多悲戚、哀愁、失落,少欢欣、感奋、快意。谢灵运仕途失意,初春登池上楼,对“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美景情有独钟,退而凝思,却发出“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的感喟,很有些顾影自怜的味道。李白最倾心的诗人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非常有名,他对“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的佳境赞叹有加,但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故乡之思油然而生,于是有了“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的伤悼。陈子昂登幽州台,满目萧然,一片苍茫,怀才不遇之怨溢于言表;杜甫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登高的感想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白登凤凰台,江流历史皆讽以朝政;崔颢上黄鹤楼,眼前所见全化为乡愁。李后主是亡国之君,他“无言独上西楼”,形影相吊,凡触目者,都可伤心;王安石乃改革之士,“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盈怀者,惟有忧国忧民之情。张继一生并无太多坎坷,但由于时代、社会等原因,他登高时也难越伤感哀愁之壑。
张继擅长写景,常寓诚挚的感情于生动的写景之中,雪霁登楼,其情与景、意与象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完美结合,达到了浑然莫辨的境界。
云开雪霁之时,诗人登上古郡城楼,近观远眺,玉砌银妆,洁白、秀美、静谧,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心灵因之净化,愉悦非常。但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郢楚游子避难而到吴越之郡,欣喜之余,却有特别的感悟:不远处的卧龙山上,有春秋越大夫文种的坟茔,想当年,他为越国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到头来却被勾践赐剑自杀;远眺处,夏禹陵墓之前,分明积雪聚玉,洁美无比,这位治水有功,后东巡狩至会稽而卒的古贤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尊敬。换一个方位看,西施浣纱的水滨似有素绢白纱在眼前晃动,只可惜这位受命于国难之时的绝代佳人香销玉殒之后,还遭世人非议责难。诗人缘情写景,已入有我之境,感情极为复杂难状,集赞叹、仰慕、惋惜于一墨,进而对安史之乱后避难江南的颠沛生活忧恐不已,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日渐衰微的唐王朝有所影射。所以,向晚时分,倍觉清冷,只好放下窗帘,无心再去欣赏那落日余辉下的“红装素裹”之景;这时红日渐隐,卧龙山的风光与镜湖的景色尚清晰可辨,令诗人悲欣交集。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首联为“起”,景色秀美怡人,即使落魄避难之人,也不可能视而不见;颔联是“伏”,悼古伤今,赞叹兼之;颈联再一“伏”,直面现实,感情似已跌入低谷;尾联略一“起”,照应首联,有“微明”,见“清映”,多少给人一些慰藉。是情是景,确已浑然莫辨。
《九歌·东皇太一》作为《九歌》的开首篇,在全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太一”在屈原时代并不是神,它在“东皇太一”中不可能充当神的称谓;而“东皇”,由于先秦时代的东——春对应等关系,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称。在没有更确凿材料发现之前,“东皇太一”应是春神的说法可以成立。至于“太一”,在这里的含义是始而又始,象征起始与开端。
诗一开首,先交待祭祀的时日——因是祭春神,故时日当在春天。选择春日的吉良时辰,人们准备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东皇太一,让其愉悦地降临人世,给人间带来万物复苏、生命繁衍、生机勃发的新气象。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抚摸长剑上的玉珥,整饬好服饰,恭候春神降临。开头四句,简洁而又明了地写出了祭祀的时间与祭祀者们对春神的恭敬与虔诚。
继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备的祭品:瑶席,玉瑱,欢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这一切,配合着繁音急鼓、曼舞浩唱,告诉人们,春神将要降临了。整个祭祀气氛开始进入高潮。
末尾四句,是全诗的尾声,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于此时降临了。“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动人的舞姿与外表,“芳菲菲兮满堂”——是春神带来的春的气息与氛围。欢迎祈盼的人们于是钟鼓齐奏、笙箫齐鸣,使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末句“君欣欣兮乐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态的直接描绘,也是祭祀的人们对春神降临所表露的欣喜心态。
全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气氛热烈,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欢快的感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春神的敬重、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