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开头,就将诗笔放纵出去,从范云将去之地湖南着笔,从彼地的往古之时写起:“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这里,诗人写了两个古老、美丽而又动人的故事。相传古时黄帝曾在洞庭奏《咸池》之乐;帝尧的二女娥皇、女英曾追随舜前往南方,没有赶上而死于湘水。诗人以此来代指友人将要去的地方,用心良苦。本来,蛮夷之地,瘴烟湿热,无乐可言;但,如果照实写来,对将要前往赴任的朋友来说,该是非常大的刺激。所以,诗人灵心一动,从这两个古老的传说写起,巧妙地引出友人将要去的地方,既回避了触目惊心的刺激,又兼顾到了诗本身结构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可谓精巧至极。“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第三、四句,仍承上那个古老的传说写下来,但笔势已开始收束。通过云水往还的景色描写,诗人将诗笔悄悄地收拢回来,从彼时彼地逐渐聚束到此时此地。他的那颗忧愁之心,先到苍梧之野萦回了一圈以后,现在,宛如乘着思绪的木兰之舟,沿着滔滔江水,徘徊到新亭江边。离别就在此地、就在此时。诗人仿佛猛然从浮想联翩中清醒过来,停车驻马,目送已泛舟江中的友人。五六两句一写友人,一写自己,用了一个大的镜头:一个岸边立马,怅然若失;一个江中辍棹,犹豫不舍。形象含蓄地表达出了深沉的依依惜别之情。
这种离别,交织着复杂的感情。失意,怀才不遇,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份。最后四句,明白地道出了这一心迹。诗人用郑袤的典故,是勉励范云,希望他到任零陵后,能像郑袤那样,政有显绩,声望日隆。而“茂陵”句则是自喻。诗人以司马相如自比,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受到赏识。这与其说是写理想、抒怀抱,不如说是强打精神,互慰衷肠。因为,现实毕竟是冷酷无情的。好友远往他乡异地,自己寂寞都城,这才是现实,不可能海阔天高,奢谈理想、抱负。所以,透过表象,体会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意绪,滋滋漫溢出来,以至最后化作了无可奈何的感叹:“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远大的抱负,宏伟的理想,都已随着滚滚波涛,飘然而逝了,而今只有江上离别,只有无穷无尽的忧愁而已。离别的痛苦,加上失意的寥落,在诗人的心头上蒙上了一层巨大的失落之感,忧愁、苦闷、沉寂、怅惘,多重意绪深深地纠缠着诗人,使他始终怅然独立新亭,望着滔滔江水,任凭它带走诚挚的友情,搅扰五味俱全的情怀,荡涤无限渺茫、无限悠远的“心事”。
这首诗的艺术结构很奇特。一般说来,送别诗都是从此地遥想彼地,从现时憧憬将来;而谢脁此诗,率皆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时空的安排上设置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大逆转:时间,从往古的黄帝奏乐、二妃南行写起——先将时间倒退回去,然后再慢慢收束回来,一直写到与友人送别之现时;地域,从范云将在之地洞庭潇湘(实指零陵)写起——先将地域推宕开去,然后再悄悄拉拢过来,由江汉之水,顺流直下,一直写到离别之此地。在此基础之上,再由物境而入心境,将诗笔深入到心灵深处,抒发怀友之思和惜别之情,描绘失意之志和失落之感。这样一条由远及近、由景入情的线索,蜿蜒络绎于诗的始终,表现出诗人构思上的精巧和诗篇结构上的戛戛独造。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这支小令的题目在诗词里很少见,此曲也不是名篇,但短短三十九字,有故事,有情节,有悬念,堪称妙绝。寥寥几笔,悬念迭起,笔落才发现原来之前全部皆是由美人脸上的一颗痣的联想。
此曲体物细微、尖新奇警。作者在表现“黑痣”时,不是直接介绍它是如何如何样的特征,而是寓形象于比喻。使用比喻也非开门见山,而是借用故事,迂回深入。首先用两句惊异语开头,突出这位佳人之美:“疑是杨妃在,怎脱马嵬灾?”杨贵妃在马嵬坡遭到不幸,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作者设想她脱险了,至今犹“在”,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新奇的。杨贵妃天生丽质,容貌倾国倾城,这又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作者将曲中的女子比作杨妃,题中的“佳人”二字就得到了证实。这一比喻显示了她的美貌,又是为她脸上黑痣的美中不足寻找开脱,可见作者对此题的咏写,是以爱怜为前提的。
大诗人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初曾入长安宫廷三年,相传受到隆重的宠遇,写文章时,曾由杨贵妃捧砚,内臣高力士脱靴(后者见于史书,前者则出于传说)。据此,“曾与明皇捧砚来”该作“曾与太白捧砚来”才是,但因李白是奉唐明皇之命写诗的,所以换个说法,其实际意思是曾代唐明皇捧砚,供李白挥毫。这样就使得皇帝和贵妃世俗化、平民化了,并使得杨贵妃向黑痣靠近了一步。“美脸风流杀。”这么一个绝代佳人捧着砚台在旁边伺候着,李白禁不住走了神,饱蘸浓墨,笔头一歪,向她的脸上挥去,“觑着娇态,洒松烟点破桃腮”,这才留下了一颗黑痣。容华绝代的美人的粉面上长着一颗才华横溢的诗人点染而成的黑痣,相互映衬,益增娇态。作者并不把李白写作好色之徒,却借着他的举动,为佳人的黑痣“增重身价”,同时也婉曲地表现出脸部黑痣的特征。“叵奈”二字,兼有惋惜与无奈的意味,这再次说明诗人选上这个题目是为了显露新巧的构思,而没有轻薄嘲弄的用意。
白朴此曲,以一个“疑”字引出,悬念,情节,心理,寥寥几笔,全浮于纸上。其艺术手法主要是采用想象和夸张手法,以一个故事的形式来表现事物,生动活泼,逸趣横生,反映了作者富艳的才情。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