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时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1639年(崇祯十二年),侯方域游历南方,后来居留南京,参加复社,与魏党余孽阮大钺进行过斗争。这篇人物小传,是他寓居南京时写就。
这篇文章讲述了马伶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的故事。作者通过张扬马伶其人其事,并将矛头指向顾秉谦,旁敲侧击,来讥讽阮大钺。
这篇人物传记把笔墨集中在结果截然相反的两场演出对垒上。第一次马伶对垒中失败,负气出走,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三年后技艺大进,在第二次竞赛中获得成功。作者通过记叙马伶这一件事,显示了马伶好胜、自强的性格特征。
文中讲述了马伶为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断刻苦学习、努力探索的故事。马伶作为一位有名的演员,在经历一次演出失败之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励志奋发,远走几千里,不惜为人奴仆去深入生活,观察人物的言行举止、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终于塑造出了深受观众赞赏的舞台形象。这个故事表明,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闭门造车是不能取得高度成就的。文章选材集中,简繁得当,先叙两次会演,马伶始败终胜,后借马伶答同叙其缘由,颇有章法。
这是一首写泉的小诗,它不是写山中的泉,而是写山下的泉。山中泉是涓涓细流,而山下泉则常常已汇流成小潭。依傍山麓,不免倒映出山光林影。诗就是从描写这水中的倒影开始的。
“漾漾带山光,澄澄倒林影。”写轻波荡漾的水面,反射著四周景物的色彩,或草木之幽绿,或岩石之沉黑,总之是那山的色调。而在那山的基色上又映出林木扶疏的姿影,因为泉水清冽,诗人用了一个“倒”字来写林影,十分生动,而且涵义丰富,既可以指水中之影如林木倒伏水面,又可以表示水中之影与实物之形的正反颠倒,体物入微,极其简练而富有情趣。
“那知石上喧”转写声,并进而寄托一时的感兴。泉由山中流到山下,在石上激起喧响,这本是自然之理,也是泉流的最后归宿。然而诗人却设想,这种喧响的嘈杂会让它怀念起在山中时的安静。这里“却忆山中静”的“忆”字有的版本作“益”,如果是“益”那么就是一种以动写静的反衬表现。仔细玩味,我觉得还是“忆”于义为长。诗人生活在大历年代,当时战乱初平,满目疮痍,社会现实令人失望。于是在当时人的心理上都弥漫着一重消极隐退的情绪,常常是身入仕途,心却萦系在江湖之上、山林之间。这首诗实际上就表现了那种典型的心态。诗人起先是渴望立功扬名、一意进取的,可当仕宦生活饱经忧患之后,他转而怀念起未出仕的清闲了。“那知石上喧,却忆山中静”。诗人借助于移情手法,将自己的内心活动投射到外物上去,使客观外物泉成了自己心灵的外化和表现。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中国古代诗人眼中,山水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审美对象,它同时是诗人主体的投射和外化。诗人观赏山水,同时也就是在观照自我,他在物我之间寻求一种沟通和交流,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皇甫曾这首小诗篇幅虽短,同样也体现了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