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游上仙路，故物感皇情。
月落辞丹禁，春前引素旌。
宫闱呜挽铎，不是佩环声。
真游上仙路，故物感皇情。
月落辞丹禁，春前引素旌。
宫闱呜挽铎，不是佩环声。
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题目中的鲍浩然是作者的朋友，浙东是友人要去的地方。这首词分为两片，上片写友人回浙东去的山水行程，下片抒发作者对回归江南的友人的深情祝愿。
上片“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两句，暗含送别，以人的眼睛来比拟山水，把山水写的有情有义。水是眼波，也就是说眼中的泪水如波，横在眼里而没有流出，说明作者为将行的朋友着想，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即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不使之滴落而增加友人的伤感。山是眉峰，而此刻眉峰郁结着不少离愁别恨。一个“聚”字，用的十分有力，将作者心中的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句实际上是写作者对友人归途的远眺，作者的视线与友人归途的山水相连，目送着将要远行的友人。通过形象的比拟，传达出自己惜别的深情。
“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用问句拉出友人的行迹。在开头的两句，作者把山水合写，写出了友人归路如同郁结离愁的眉峰一般连绵起伏。由于归路的山重水复，友人便走进了作者的眉峰之中，也就是作者的视线里。这两句写诗人目送友人，友人走在作者深情送别的目光中，越走越远，身影越来越模糊，直至消逝。一路山水承载深厚的人情味，默默地替作者送走那远去的朋友。朋友在作者的眼中走远了，然而友情却深深存封于作者的心中。正是这深厚的情谊让作者安排山水来送自己的朋友。从而上片便形成一种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远去朋友的无限眷恋，和对朋友归途艰辛生活的深切挂念。
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正面写“送”，点出了别友人的时间：暮春。为“又送君归去”铺垫。作者有心惜春，然而留不住春天，春天最终不顾作者归至江南。这对作者来说，不能伴春而去的江南又正是春天回归的地方。这两句写得相当愁苦，一个“才”一个“又”，层层递进，作者的情感越来越深。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是作者在友人临行之际，从心底发出的深情祝愿。但愿友人追随春天的步伐回到江南，和春天同在。“千万”二字道尽了作者殷殷叮嘱之意。美好而真挚的祝愿，将作者那深沉的惜春之情、惜别之情尽在不言之中给读者一种含蓄的感觉。
上片含蓄地表达了词人与友人的惜别深情；下片则直抒胸臆，兼写离愁别绪和对友人的深情祝愿。词人用出人意料的想象把送春和送人联系在一起，用两个“送”字递进，深刻描写词人的离愁幽情。“才始送春归”写出才刚送别春天，心中还满怀着伤春之愁；“又送君归去”则再添了别恨，离愁更深。“若到江南”二句再发奇想，词人将心中沉痛之情暂时搁置，对友人送出美好祝福，叮嘱友人如能赶上江南春光，务必与春光同住。既饱含惜春之情，又寓之祝福之意。这个“春”既是反映鲜花如锦的春天季节，也喻指他与心上人生活在一起。这两句，一反送别词中惯常的悲悲切切，写得情意绵绵而又富有灵性。
有两点突出的成就值得注意：一是构思别致。词人把送春与送别交织在一起来写，充分表现出对友人的深情和对春天的留恋；二是比喻新颖。词人以眼波和眉峰来比喻浙东的山山水水，仿佛这位美人正期待着他的到来，贴切、自然，富有真情实感。这首词，轻松活泼，比喻巧妙，耐人寻味，几句俏皮话，新而不俗，雅而不谑。
盛唐时期，由于政治安定，经济、交通发达，通衢驿馆行人往来频繁，以送别为题材的诗歌空前繁盛。这些诗或写景寄情，或直抒情怀，手法多样，不拘一格。然所贵者当在于情真意切，深有寄托，方能感人至深。这首诗看似平淡，实则情深意浓。
首句写景，点明送行的地点和时间。“秋风”二字意在烘托环境气氛的凄清，以表达离别的感伤情绪。二句言情。“殊非”二字含意深厚，既有挽留之情，又有感叹之意。夜深风紧，此时上路，殊非良辰，所以诗人殷勤致意，挽留他待天明风停以后再走，这是一层意思。念友人何以如此匆匆告别，叹其奔波劳苦，这又是一层意思。
总之“殊非”二字意味深长。太白诗曾有句云：“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而此处说：“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杨慎对此极为赞赏，他曾指出：“岂是、殊非，变幻二字，愈出愈奇。”（《李诗选》）三四两句是写诗人送别时的内心活动。“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是说终日萦念长安，象在梦中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再度回去呢？
这两句语意双关，一方面是写给友人，问他何时能回到长安，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说自已希望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