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白居易的讽喻诗，善于运用变化万端的比兴手法，塑造各种真实的受迫害者的艺术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现象，因而这些诗不少成为反映现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名篇，《李都尉古剑》就是其中一首十分出色的咏物诗。这首诗所运用的比兴手法是很高明的，通篇只光用一把李都尉古剑作为描写对象，但每一个字都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意思极为明确，虽然着墨不多，而出语却纡徐委婉，具有无穷转折之妙，耐人寻思。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可分三个层次。从开始至“ 秋水澄不流”八句主要是表现古剑外表的不同凡俗。首句写“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是用“寒黯黯”三字描绘古剑寒光闪闪，灼烁不定的形态，刻画剑的不凡，不从剑的锋利入手，而仅表现其剑光闪。

　　烁不定，正是该诗的高明之处，未睹剑先见其寒光凛凛，足以说明这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宝剑。“几千秋”上承“古剑”的“古”字，古而且利，则此剑为至宝就毫无疑问了。为了进一步渲染这柄宝剑，诗人进一步写道：“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据王嘉《拾遗记》载，越王勾践曾以白牛白马祀昆吾山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其一名为掩日，用其指日，日光尽暗。其三曰转魄，指月则蟾兔为之倒转。诗人光用这个典故，极力夸张表现宝剑的非同凡俗之处。这四句是从诗人的角度描绘宝剑的不凡，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下面四句又用旁观者的评价加以证实。客人看到宝剑“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东汉袁康《越绝书》：“太阿剑，视之如秋水。”用秋水形容剑光，由来已久。诗歌继描绘古剑“寒黯黯，可以“纳日月”、“ 排斗牛”之后，又以“湛然秋水”形容，更进一步表现古剑的威光四射，非同一般。因此客人有观之者，即使很喜欢它，也不得不自叹是凡夫俗子，不敢奢望得到它，还是让这把古剑去完成其应有的使命吧。

　　接下来则是描写古剑的卓越品质。它不仅剑光闪烁，锋利无比，具有华美的外表，而且品质端正，也非平常刀剑可比。“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说明它的纯度和硬度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并非夸张，因为它“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宝剑乃百炼成钢，其刚强之性，不能使它变成软弱，犹如士之可杀而不可辱，极力表现其质地坚硬。西晋诗人刘琨《重赠卢谌》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里是反用其意，表现出古剑刚硬，不能化柔，不屈从外力的品质。但是，一旦有用武之地，它也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拼杀。正所谓“愿快直士心，将斩佞臣头”，它愿意刚直之士高兴，去斩断奸臣的头颅。它愿意充当杀伐谄佞的先锋，为国为民除掉奸邪。这几句诗乃以咏物而喻志，表现了诗人当时的刚直之性、浩然之气及欲为朝廷荡涤污秽、铲除奸邪的抱负，铿锵有力，正气凛然。“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至于区区个人恩怨就不是宝剑所乐于效命的了，它不屑于做那些需要半夜行动，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一段从宝剑的精纯无比和愿斩佞臣两方面揭示出宝剑的内在品质，它比漂亮的外表，凛凛的寒光更重要，更能展现出古剑之所以为至宝的本质所在。

　　最后两句点明此诗的主旨，也是白居易“卒章显其志”方法成功的运用。“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的意思是说：这样锋利的兵器，应该使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不要玷辱了我“神兵”的光辉称号。

　　这也就是告诫包括自己在内的谏官们，应该不怕得罪权贵，去弹奏国家大事；而不应该只议论一些无关重要的小事，来敷衍塞责。

　　此诗是通过表现一把宝剑的不同凡俗及其优秀品质，光以塑造一个刚正不阿、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重臣和谏官的形象。此时诗人身为左拾遗，自然也有表明自己作为谏官的正直态度之意。然而，诗的主旨并没有明白直接地说出来，而是紧紧扣住宝剑的特征来表现，全诗没有一句话不是围绕着这把古剑写的，每一句都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古剑的超凡和刚直不阿。咏剑与赞人，自然融合为一。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赞屈原说：“其志洁，故其称物也芳。”反之，人们也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即因其称物芳，故其志洁。

　　比喻新颖，精用典故，妥帖自然，不着痕迹，也是这首诗的鲜明特点。诸如“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斩佞臣头”都有化用前人诗语之处。这些典故，加强了诗的形象性，使诗句内涵更深刻、丰富。

　　这首词的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弟弟子由袒露如秋凉之离情苦，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全词点化运用前人词句，巧妙传达了思弟之离情苦。寓情于景，于物有情；如夜凉知秋，如寒蛩促机；朴中见真，实中见情。然而，仍不免有“惊魂未定”，“岂谓天幸，得存此生”的余悸潜于词中。

　　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子由袒露如秋凉之离情苦。词是从“梧桐叶上三更雨”写起的。他巧妙地点化运用了唐代温庭筠《更漏子》词来抒发其贬怨离情的。词是这样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无独有偶。也正是夜半三更，一场秋雨，惊破了东坡的梦魂。温说：“不道离情正苦”，作者说：“惊破梦魂无觅处”。除了“离情”，他眼前一切皆空。京都无处觅，“穷达”成幻影。

　　“夜凉枕覃已知秋，更无寒蛰促机抒。”名写秋凉，实写人凉。进一步从感觉上和无觉上渲染了他此时此地的凄凉心境。秋夜本来含有凉意，睡在竹床上更觉冰凉，感到大自然的寒秋到来了，人世间的寒秋到来了。然而，此时作者又产生了泰然心态，无到了一种特别亲切和谐的声音：“更无寒蛋促机杼。”东坡前往惠州，身不由己，处境苍凉。在此窘况下，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竟然如寒蛰那样催促着农妇早起织布。这是东坡爱民的可爱的品格。

　　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在上半夜人睡时，“梦中历历来时路”。走这条遥远而漫长的路，要历经河北、河南、江苏，然后进人江西。一路风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到达虔州，还在清江畔的歌舞亭里接受好友的宴饮享受。宴会虽小，可雄风不减当年。

　　“江亭醉歌舞”，“尊前”又遇知己人。“别来”不寻常，人人必有“心与绪”。三句不离行，仍是和友人话兄弟情、未竟业。最后一语，与上片最后一语照应，如出一辙，实为作者出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时至暮年，作者仍壮心不已，诚为可贵。

　　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新丰县注：“高祖七年置。”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所以新丰这个地名本身便隐含着刘邦之父怀旧的感情。如今诗人与阔别十年之久的友人忽然在新丰市相遇，更易引发起对往日归事的追忆。几杯酒下肚，感情更加激动，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起来。觥筹交错，热泪纵横，其场面是可以想象的。

　　三、四句忽发议论，“掬诚而出，人人所欲道，恰是人人所不能道。”（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以相逢之喜泪反衬阔别十年之悲泪，又以阔别时间之久长烘托会面时间之短暂，把极其丰富复杂的感情表达得十分充分，使这两句议论成为全诗点睛之笔。此诗艺术上的成功又一次证明，诗歌并不绝对排斥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