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篇赋先写贵介公子的自以为清醒，在叙述作者的生平和志向，然后写贵介公子对作者醉酒独醒的不完全赞同，最后写二人淡然相对，不知谁醉谁醒。全赋议论纵横而不板滞，描写生动而富于形象，句式以短句为主，长句与短句、骈句与散句结合自然。
作者在赋中写道，贵介公子以冰玉之身委于糟丘，度越醉乡。没有丝毫现实生活的砥砺，却自诩“吾门如市，吾心如水”，过着悠然自得、从容闲适的生活，自以为清醒得很、清高得很。而作者作为一位爱国者、一位狂士，一生奔波，却累遭困踬，饱尝辛酸而不得不醉。他“少而桑蓬，有志四方。东上会稽，南窥衡湘，西登岷峨之巅，北游烂漫乎荆襄。悠悠风尘，随举子以自呜。上皇帝之书，客诸侯之门……半生江湖，流落龃龉。”在这种日暮穷途的状况下， 才 “始寄于酒以自适”，不得不醉。至于“痛饮而谈《离骚》，白眼仰卧而看天”，“起舞捋须，不逊骂坐，芥视天下之士”等等行为，乃是在黑暗现实中知音难觅、理想难达的愤懑的抒发。其后的“汩没于是非者始真是；出入于善恶者始真善”数语，尤为作者深刻的经验之谈。最后贵介公子对作者的醉酒独醒，虽不能完全赞同，却不得不承认“先生舌虽澜翻而言有条理，胸次磊落而论不讹杂”。于是二人又取酒对酌，开怀畅饮，及至相对言志，不知其孰为醉，孰为醒。
全赋议论纵横而不板滞，描写生动而富于形象，把叙事和议论，抒情和言志自然融为一体，表现了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求任杳然，隐游难忍的矛盾心情，指明那些自诩清醒的贵胄子弟实则处于昏醉糊涂之中。句式以短句为主，长句与短句、骈句与散句结合自然，达到了说理抒情的极致。写法上明显地受苏轼《前赤壁赋》的影响，体现了宋文议论化的倾向。
这首咏物诗是咏杜鹃花的，诗层层相扣，渐次推进，先从杜鹃上着眼，然后过渡到杜鹃花，最终言志，表达故国之思。宋朝灭亡后，很多遗民诗借杜鹃典寄托亡国之恨，家芳之恋，一时成为风气。如谢枋得《春日闻杜宇》云：“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梁栋《禽言》云：“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连烟树。天津桥上一两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云：“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郑协《溪桥晚兴》云：“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都与真芳民这首诗一样，写得沉痛之极。
这首诗未写杜鹃花，先推本溯源，写杜鹃鸟。“愁锁巴云”，直接由杜鹃典生发，写杜鹃产地，使人自然地联系到望帝杜宇化成杜鹃的哀怨故事。诗把环境描写成愁云密锁，一片凄凉黯然，为全诗定调。望帝已化杜鹃，自然往事都空，渺如云烟，无法挽回，所以诗以“往事空”论定，第二句赶紧拉回，说杜鹃把满腔的遗恨，寄托在满芳遍野鲜红怒放的杜鹃花上。这不啻告诉人们，云空未必空，一切都可忘怀，但对故国刻骨铭心的思念，又怎么能放得下呢？诗先抑后扬，极尽刻绘之能事，在写杜鹃时，顺笔带出杜鹃花，就与诗题不即不离，得咏物三昧。同时，透过咏物，诗人又把自己的心事沉入。杜鹃鸟的“愁锁巴云”与诗人愁锁故国大地的亡国之哀是相通的；杜鹃鸟将故国之思寄托在杜鹃花上，诗人也是将亡国之恨寄托在这首咏杜鹃花的诗中。因此，诗写得那么低沉，那么伤感。
颔联承上，仍写杜鹃鸟。杜鹃鸟的啼声犹如“不如归去”，又啼到口角出血，诗便由此展开。诗写道，它声声地悲啼着，但它的思归苦心，千万年来，向谁陈诉，谁能明白？因此它啼啊啼啊，啼出了血，染红了这万芳开放的杜鹃花。诗的写作手法与上联完全一致。只是将杜鹃的典故分成两个着重点来写，同样在句尾关联杜鹃花。在这联中，诗再次借杜鹃明志，杜鹃眷恋故国的心不改，千古难明，怨深恨长；诗人眷恋已经灭亡的宋朝，也是如此。诗人的血泪，也是像杜鹃一样流个不尽，到死不休。
颈联正式写杜鹃花。出句又承上，杜鹃啼血，染红杜鹃花，于是杜鹃花也就充满了愁思怨情，它在夜月的照耀下，丛生的枝叶，萦绕着青翠的烟雾。这句状夜中之花极神，因是写夜，诗便不再写花而写枝叶，既避免了重复，又与夜的朦胧融成一气，升腾起一片悲凉之气。对句改为虚拟，由冷月照射着的花，返带杜鹃鸟，说杜鹃鸟的精魄一定仍然记挂着往日锦江边的东风。这一点故乡之思，真是百死不悔。诗铸情造景，孤峭凄迷，神似李商隐的无题诗，缠绵感人。
尾联，诗借物明志，说这满芳的杜鹃花，是杜鹃的血染成，是杜鹃精魄的化身，充满思乡怨恨，行人见了，怎么能不因此而感动得凄然泪下呢？特地标举杜鹃花对行人产生的同是“怀乡恨”，于是前面六句都有了主题，行人的恨与杜鹃的恨就统一在一起了。
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见杜鹃花引起对家乡的思念，已低徊伤感；真芳民由杜鹃花引起的是亡国之恨，与李白比，真该愁肠九回，寸寸裂断，但这首诗比李白诗含蓄得多。倒是他的另一首《泊白沙渡》诗“离怀正无奈，况复听杜鹃”句，与李白诗一样，直截了当。咏物诗与一般写景抒情诗表现手法的区别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