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上片写送别宴会上曲水流觞的场景。苏轼乐在曲水流杯的游戏中,把“无情流水”与“多情客”对照写来,显得饶有情味。接着将“流水”人格化,说流水劝我饮酒,苏轼和流水如同似曾相识一般。“杯行到手可不要推辞,这样的公道事是很难得的!”出语幽默,暗含着对世事的褒贬。苏轼还运用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些现成的词语,“曲水池上”、“茂林修竹”,勾画出曲水流觞的场景,并多少透露出苏轼清雅脱俗的情怀。
下片转到写别情。“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这两句强化了送别宴会留给苏轼的美好的印象,以写歌女的肢体、表情和动作为承启的笔墨,写来像特写镜头一样鲜明。 “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这两句从歌女的声情侧面触及了离别之情,别责怪歌女唱出了呜呜咽咽的歌声,不要把离别当作一回事。“此去翱翔,遍赏玉堂金胭。”这两句是专写杨绘,道出了送别的情由,以鸟的“翱翔”比喻人在仕途上的进取,以“玉堂金胭”点明杨绘入朝为翰林。“欲问再来何岁,应有华发。”写出了离别的惆怅,表达了苏轼真挚的友情。
该词是一首送别词,采用拟人、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怀古为赠别,反衬了苏轼与旧友相劝饮酒以及浓郁的情谊。苏轼凭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既描叙了儿女柔情,又有吊古追远之意,可谓词中有诗,这是苏轼词的一大特点。该词写出了一个送别词全新的境界,已超出了一般的送别词。
命子者,训子也。然而,从头到尾读者却没有感受到被“训”的压力,反而心中时时会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诗人对其子的慈善和宽容。
此诗讲述陶氏远祖始于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且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因时运而有盛有衰,有高有低。在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著。祖父一生谨慎、正直义方、仁爱和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在感叹自己的无成以及两鬓花白而仍无子嗣时,儿子陶俨出生了。从诗人对陶俨生辰的占卜、命名取字中,表现了他对儿子寄予的无限希望。他告诫儿子说,祸福不会无缘无故到来,都是由人自己生成。望儿子能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这些无不是一个慈善父亲的殷殷希望。最后,诗人宽容地对其子陶俨说,如果按照以上所说的去做了,你还不能成才,亦无可奈何了。
另外,先祖的“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慎终如始。直方三台,惠和千里”以及“淡焉虚止”盛德风范,也深深影响着淡泊名利的陶渊明。诗人的远祖始自尧。尧之子丹朱,虞舜待之以宾礼,称为虞宾,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先祖御龙氏任职于夏,而豕韦氏又辅佐于商。陶叔又使陶祖得以昌盛。战国纷争杂乱,周王室衰微寂寞。在乱世中,贤人若凤隐于林一样隐居不仕,陶氏亦不显;纵逸之虬龙蟠绕于云间,奔逸之鲸鱼惊起于水中,群雄竞起。皇天使汉成功,并眷顾愍侯陶舍。愍侯得到追随帝王建功立业的机缘。持剑如风超越,显示了愍侯武功的高强。高祖书写誓言分封诸侯,陶舍得以分土于开封。陶青果能蹈袭父踪,而为丞相。
陶氏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后代指派分散。时运有盛有衰,有高有低。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着,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诗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嗟叹自己孤陋寡闻,望祖先之项背而不可及。看到自己两鬓已经花白,而仍无子嗣,只有影子相伴,心感惭愧。在各种罪过中已无后为最大。诗人给他儿子起名为“陶俨”,希望他牢记为人要时时文和恭敬,并希望他能追慕孔汲。日月流逝,陶俨已渐长大。作者望陶俨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
这首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 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全诗言辞恳切,感情厚重,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
汪元亨的《朝天子·归隐》共二十首,就体段来说,前人或名为“重头”,或称为“联章”。这里所抄录的是其第二首。
前三句写其归隐的生活:不为衣食操心,不为名利劳神,有时“歌咏楚词”,有时“赓和杜诗”,有时“临写羲之字”。悠闲,风雅,用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的话来说,是“无半点尘俗闷”。“楚词”即“楚辞”,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为了欣赏楚辞的韵味,吟时必须节奏舒缓,因此特于“歌咏”之前恰 切地置一“长”字,强调其声调的曼长,表现其陶醉的神情。“杜诗”,指诗圣杜甫的诗歌。“赓和”是接在后面模仿别人诗歌的题材或体裁而写作。杜甫曾说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了要踵武诗圣,握笔时必须十分认真,因此特于“赓和”之前以恰切地置一“细”字,强调其字斟句酌的细心,表现其推敲的神态。“羲之”,即被人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临写”之前的“闲”字,是安静的意思,是用以表现临摹王羲之书法时,聚精会神,没有丝毫杂念之心境的。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说“长歌楚些吊湘魂,谁待看匡时论。”可以与这三句相互发明。
接下来的第四、五句,写其归隐的处所,兼表相关的主观意向。就处所来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其地理位置在远离“朝市”的“乱去堆里”的高山深处;二是其房舍的质量为简陋的“茅茨”。曲的语言,“不贵熟烂而贵新生”,作者在这里不用现成的“白云深处”,而铸造出“乱云堆里”,便是有意识地避熟就生,并增加语言形象的视觉感。“茨”,用芦苇、茅草盖的情屋顶。《诗·小雅·甫田》:“如茨如染。”郑玄笺:“茨,屋盖也。”“朝市”,犹言都会,指繁华的闹市。相关的主观意向,是对“朝市”的厌恶,“无意居”,对“乱云堆”里的“茅茨”的喜爱,有意“结”。为什么厌“朝市”而喜“乱云堆里结茅茨”呢?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一首中说的“远红尘俗事冗”,正好可以移来做为注脚。
第六、七、八句,写其归隐的原因。这原因来自作者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总结,是他在这一组诗中经常使用的音符。“珠履三千”,用战国春申君事。《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里是借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奢华。“金钗十二行”用唐代牛僧孺(思黯)事。《山堂肆考·角集》二十三:“白乐天尝方言牛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而歌舞之妓甚多,故答思黯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这里是指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姬妾众多。这两句,对偶成文,词藻华丽,触笔无多,但其富贵、煊赫的气象,已经跃然纸上了。紧接着的“朝承恩暮赐死”一句,陡然一转,说明“福兮祸之所伏”,富贵荣华难以久长。早晨刚刚得宠,晚上便会被杀。这真是当头棒喝,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冷汗淋漓,不胜恐惧之至。
最后的三句,写归隐的志向:要像商山四皓的采此芝于商山和严子陵的理钓丝于桐江,彻底与功名事决裂,以渔樵生活终老。“采商山紫芝”,用商山四皓事,意谓隐于山林。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避乱而隐居商山。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高邦建汉为皇帝后,想要把他们罗致到朝廷来辅政,结果没有办到。“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深邃,形势优胜。“紫芝”一句灵芝,是一种菌类植物。“理桐江钓丝”,用严子陵事。意谓隐于水滨。严子陵,本姓庄。少年时与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同游学,刘秀即帝位后,他变姓句而隐居不见。后来刘秀找到了他,任为谏议大夫,他不肯就职,归隐于富春山,垂钓于桐县南之江滨。“毕罢了功名事”这一末句,肯切坚决,字声合谱。作者这一组诗的第七首中的“功名事莫求”,第十七首中的“断绝了功名念”,都与这一句意同。“毕罢”,元时俗语,意为了结,撇下。
用事较多是这首小令的特点之一,亦是其缺点。不论其“珠履三千,金钗十二”,还是其“采商山紫芝,理桐江钓丝”,都做到了如王骥德《曲律》所说的,“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