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州到湖州）。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他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对得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他引这两句杜诗，是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这些，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他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他思想上已一扫而空，他已不必像古人那段“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洁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会惹下很多“口业”。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像是针对“乌台诗案”的谶语，但实际上诗人是不可能预知的。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已有害，幸而他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他关注时政的心还在，一切不闻不问的努力还是会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超脱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诗人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意思是：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在“乌台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过于“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好讽刺，转而为白居易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这首诗分三个层次，由起句到“况乃陵穷发”为第一层，写倦游赤石，进而起帆海之想。由“川后”句至“虚舟”句为第二层次，正写帆海情状与心态变化。“仲连”句以下，为第三层次，即游生想，结出顺天适己，安养天年之旨。心情的变化则是贯串全诗的主线。
“首夏”二句遥应《游南亭》诗“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既点明此游节令，又显示了一种莫可如何而慰情聊胜无的复杂心情。游南亭触景生情，由春夏迭代中，深哀盛年已去，衰疾在斯。这里说，初夏了，天气总算还清爽煦和，芳草也未尝因骄阳的淫威而枯萎。可见诗人似乎已从前诗的悲感中稍稍复苏。尤可注意：“芳草犹未歇”，实反用《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则又于自幸自慰中，见出谢客这位“逐臣”的傲兀性格来。但是这种欣慰并不能维持多久，在出郡数十里南游赤石中，日复一日地水行水宿，未免单调，而阴晴的变化，云霞的出没，也因屡见而失去了新鲜之感。这滨海的周游，已使人厌厌生“倦”，更何况面临的是极北不毛之地，穷发更北的溟海呢。有人认为“况乃临穷发”是写诗人豪情勃发，顿起泛海之想，然而“况乃”二字分明承“倦瀛壖”来，见出帆海之前，诗人的心情并不甚佳。
然而当舟船沿港湾进入大海，奇景忽开，水面一平如镜，川后既令江水安流，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黄的朝阳谷神水伯天吴，虽然脾气暴虐，此时却也“静不发”，仿佛都在迎接诗人的来游。于是他高张云帆，泛舟海上，随意掇取那形如龟足的石华，那其大如镜白色正圆的海月。而当他抬头回望时，溟海无涯，心情也竟如坐下的轻舟而起凌虚凭空之想。
出涯涘而观大海，诗人之所感，必也与《庄子·秋水》中那位河伯一样，涵容无尽的海波，真使他心胸开张，一扫积日累月的烦酲。于是他即游生想，远追往古，进而悟彻了人生的至理：海上曾有过形形色色的隐者，有助齐却燕，功成辞赏而退的鲁仲连；也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公子年（见《庄子·让王》）。形踪虽似，而其趣迥异。后者只是矜伐虚名的假隐士，与庄子所说的“无以得殉名”（《秋水》）格格不入，有亏大道。而似鲁仲连所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才深合漆园傲吏物我两忘，适己顺天，“返其真”的至理。两者相较，诗人似乎对自己既往自负任气蹙蹙于一己得失的生活有所警省，他愿意铭记《庄子·山木》中太公任（任公）教训孔子的一段话：“直木先伐，甘泉先竭”。露才扬己，必遭天伐，唯有“削迹损势”，澡雪精神，中充而外谦，才能养生全年——这正与渊深无底，广浩无涯，却一平如镜的大海一样。诗至此，情景理完全契合无际。
方东树《昭昧詹言》曾指出，谢客博洽而尤熟于《庄》，此诗不仅取义于《庄子》，而且在构想上也有得于《秋水篇》。诗以赤石为宾，帆海为主，以“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与“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两联作转折顿束，遂在层曲的写景抒情中表达了出涯涘而睹汪洋所引起的精神升华，情与理与典实均能合若符契，足见谢诗结构之精。
此诗的情理又都在自然精美的写景记游中自然地体现。“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海产珍奇，而俯拾皆是，可见诗人扬帆于暖风静海中盈满心胸的恬适之感，于是下文请从任公适己顺天之想也就水到渠成了。鲍照评谢诗云“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正是指的这种中充实而溢于外，风华流丽而不伤于巧的语言特色。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