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袜钿钗红粉醉，曲屏深幔绿橙香。征鸿离远断人肠。
罗袜钿钗红粉醉，曲屏深幔绿橙香。征鸿离远断人肠。
这首词表现出一种谪居异乡的苦闷和厌弃官场而向往故里的情感。
“谪宦江城无屋买，残僧野寺相依。”这二句无一字虚下，先交代了全词的政治背景，并为全词定下基调。“江城”点明信州，“无屋买”是夸大之词，表明信州的偏僻荒凉，这样便自然地引出“残僧野寺”一句。这里“残僧”画出了僧人的年迈衰老；“野寺”画出了寺庙的荒僻陋小。如此残破不堪而词人还得与之相依为命，足见其命运、境遇的凄惨。
“松间药臼竹间衣”三句紧承“残僧野寺”一句而来，写其行迹。词人并没有因与残僧野寺相依而感到凄惨悲伤。反而，在松荫竹翳的掩映下，一声药臼响，一角衣衫影，就能给心头增加无限的欢愉。这里“一臼”、“一衣”，由于意象的典型性，取得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水穷行到处，云起坐看时”二句化用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句。虽然只是在文字的排列上略作了调整，但由于将“水穷”“云起”突出到前景位置。因而其艺术效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行到水穷处”是顺写，象征意义不大明显，而“水穷行到处”强调了“水穷”，就突出了山穷水尽的意象，使人联想到词人在宦海中的山穷水尽。同样，“云起坐看时”较之“坐看云起时”也突出了“云起”的意象，使人联想到词人此刻是在冷眼旁观政治上的翻云覆雨。
下片仍然描写“野寺”中的所见所闻，但心绪的苍凉、悲苦却借景物的描写较为明显地流露出来。“一个幽禽缘底事，苦来醉耳边啼”这两句词巧妙地抓住一个“幽禽”悲啼的意象来抒写自己的心曲：作者曾试图遁入醉乡以遣岁月，但不知为什么事，一个幽禽（杜鹃）又在醉酒之时来到耳边苦苦啼叫。“苦来醉耳边啼”应作“醉来耳边苦啼”。
“月斜西院愈声悲。”一句紧承“苦来醉耳边啼”而来，写词人对于“幽禽”啼声的感觉。这“幽禽”的啼叫已不仅是“苦啼”，而且愈啼愈悲。“月斜”即月影西沉，表明时间已晚；时间既晚，则啼叫之久可知。“愈声悲”以见鸟之情切，实是借鸟的悲啼来显示自己的悲苦心境。
“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这两句托出全词的主旨：这儿的青山尽管无限美好，但杜鹃仍啼道：“不如归去！”词人在这里实际是借鸟的啼声，表达自己“他乡虽好，不如归去”的心声。这“青山无限好”显然由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诗句化出，两句合起来又暗用王粲《登楼赋》和陶渊明《归去来辞》二赋作意。尽管这儿的山水很美，有松林竹林可供盘桓，有水有云可供观赏，但毕竟身在官场如鸟在笼中，终不如退守田园那么自由自在。
这首词以鸟能人言、人鸟共鸣的巧思妙句，外化了词人自身微妙复杂的隐秘心态，可谓深得托物言情之真昧。
全词意境凄清幽冷，情感深沉。此词除了极好地运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另一特点是善于运用前人成句，且做到切合词旨，手法成熟。
诗中露面的人物，仅有诗人一人，他正从一家花园的高墙下经过，尽管墙头的花朵半隐半现，却依然望见了因枝条受到牵动而引起的悠悠的晃动。诗人由此驰骋想象，他推测在墙的那一边，正有一位美人在摘花，而不只是由风吹的缘故。
此诗从第一句到第二句，一进一退。第一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突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虽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以副词“犹”字反接进行强调，文势振起。诗歌形象由“花半隐”的静态描绘随即转换成“动花枝”的动态描写。视觉形象上的这一跌宕变化，引起诗人心中的疑虑与猜想。故后两句由料想之词“当”字引出。诗人判断止于疑是之间，“当由”与“讵止”（岂只之意）一呼一应，情韵回萦，意味绵长。事实上，是否真的有美人在摘花呢？倒也未必。然而诗人想象如此，希望如此，即使读者也无不但愿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大墙内外曾经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一幕。
此诗不仅自身值得玩味，且对后世亦有所影响。《西厢记》写莺莺为约会张生，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明月三五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后两句就可能受到刘孝威的这首《望隔墙花》的启发。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中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从墙里与墙外进行构想，或许也曾借鉴过此诗的思路。
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